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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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朝鮮半島的危機——從天安艦事件到延坪島事件(徐勝[原作]、曾健民[譯])

文 徐勝(日本立命館大學朝鮮研究中心教授)
譯 曾健民〈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

一、延坪島事件真相

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北朝鮮)在十一月二十三日向延坪島發動了炮擊,使朝鮮半島的戰爭危機異常地高升。

李何林編著的《五四運動》及其在台文化活動(曾健民)

大約十年前,同樣是研究台灣光復史(1945~1949)的日本友人,民間學者橫地剛先生,曾經提及李何林先生(下面「先生」尊稱略去)在台期間曾寫過一本有關五四運動的書,希望能找到這本書。在台灣,五四運動一直起著重要的文化思想影響;從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新文化啟蒙運動起,一直到七十年代國民黨政府反共戒嚴體制下的民主運動,五四運動的思想都以不一樣的面貌起著重大的作用。特別在台灣光復期的「去殖民化、祖國化和民主化」的潮流中,五四運動更是一個重要的文化議題。如果李何林確實曾在台灣光復期寫過這樣一本專書,而且可以找到這本書的話,除了可以進一步瞭解他在台灣的文化活動之外,更可以進一步補白台灣戰後的文化思想史,更完整地呈現五四運動對台灣的影響。

我的抵抗與學問(劉進慶著、曾健民譯)

一、70歲的總括

人生在不知不覺中來到了古稀的大節日。一想起幼年時想像70歲老人的樣子,就自覺到自己竟然已活到今天這樣的高壽。回顧過去自己70年的人生之路到底是什麼?在這期間,充滿著波折發生無數的事情,真是一言難盡。而且,人一生的評價應該留給後世,自己去總結似乎有點奇怪。雖然如此,作為以研究學問為職業的人,有能力去分析別的事或別的人卻無法分析自己,這也是有點奇怪。我試著把自己當做客體,捨棄諸事的表象,歸納出貫穿自己一生的最普遍的單純的性格規定,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這樣仔仔細細地思考後,便想出了今天的這個題目。

參加《宋斐如文集》出版會的我感我思(曾健民)

台灣現代史最重要的一位思想家,一生從事抗日復省運動的愛國志士宋斐如先生,自從在二二八事件慘遭綁架沉屍以來,近六十年不但死因如謎,其生平事蹟以及龐大的著述也一直埋沒在歷史的荒湮中。台灣的文化界、學術界雖然偶爾有人談起,但卻僅止於談起,沒有人投入研究。

悼念劉進慶先生(曾健民)

十月二十六日,剛剛從一趟大陸行的勞頓中恢復過來,就從報紙得知劉進慶教授過世的消息,一時驚愕不敢相信,經向友人尋問,方才確認了噩耗無誤。雖然如此,仍無法自己地陷入反覆的思緒中,怎可能呢?記得才和他見過面,最近還不斷聽聞他已準備回台定居與大家一起工作,怎會過世了呢?

[人間對談]日本的戰爭責任和台灣的「日本情懷」——從吉田信行的投書展開(陳映真與曾健民)

按:這篇由陳映真與曾健民兩位先生之間的對談整理而成的稿件,原載於1994年7月7日、8日的《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以下為當時的「人間副刊」原編者按:  「不久之前,甫上任的日本法務大臣永野茂門忽然對二次大戰發表了一番謬論,遭到亞洲各國的強烈反彈;永野也因此事件下台,日本人超田信行隨後投書本報,大意是:台灣人由於有特殊的「日本情懷」,在永野事件中對日本有比較「同情」的處理與了解……..吉田氏的「親台」言論,充滿了「反諷」,不免激起了更多的回響。今天適逢「七七」,本刊特別推出小說家陳映真和評論家曾健民的對談,就日本的戰爭責任與台灣人的「日本情懷」兩大話題,由政經結構、文化意識形態各方面作出犀利的批判,希望提供讀者一個共同思考的空間。」

台灣「日本情結」的歷史諸相——一個政治經濟學的視角(曾健民)

一、台灣的特殊社會意識

本刊[《思想》雜誌]編者最早給我的暫訂題目是:「台灣人的日本情懷」,後來編者把「情懷」改成了「情結」,本文認為使用「情結」較恰當;就中文文意,「情懷」與「情結」當然有很大的不同,「情懷」有思慕、懷念之意,特別是近年來,恆常站在主流意識的台灣媒體,只要有關台灣與日本的關係,都慣於使用「日本情懷」,這當然與台灣的主流政治有密切關係;至於「情結」則指比較複雜的感情,且它涵蓋了「情懷」,對於台灣重層曲折的對日感情來說,使用「日本情結」比較貼近客觀的事實。

《旧金山和约》与所谓“台湾地位未定论”本质(曾健民)

1951-9-8日,美国的一手主导下,在旧金山举行了有52国参加的对日合约大会,结果有49个国家(包括日本)签订了《日美安全条约》翌年(1952年)日美之间又依据《日美安全条约》签订了秘密的《日美行政协定》。另外,在1952-4-28日,亦即对日和约生效的前7个小时,败退台湾的国民党中央政府与日本又缔结了双边的《华日和约》。这些都是根据《旧金山和约》所衍生出来的一系列条约,彼此互相关联、环环相扣。由这一系列条约所筑构起来的东亚的各种军事同盟,政治经济制度乃至文化体系,对战后东亚历史起着根本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故可称之为《旧金山和约》体制。

「黎明的國度」說明(曾健民譯)

「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柢是你們的」-毛澤東

1966年8月在北京,紅衛兵開始攻擊北京市長彭真,從此,新中國進入了稱為「文化大革命」的激動革命時代。

關於日本「靖國神社參拜」問題(曾健民)

在日本,「靖國神社參拜」問題與「東京大審翻案」問題,同屬一九八○年代以來,戰後總結算大風潮中的歷史結算部分。簡單的說,它包含兩政治目的:

從皇民文學問題談陳映真與藤井省三的論戰——兼談要警覺日本右翼的文化尖兵(曾健民)

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九日,亦即日本無條件投降後不足一年的時間,且在台灣的日本人尚未全數遣返的時節,在日本東京澀谷區的日本警察竟開槍打死了數名滯留日本的台灣人;而且,當時代表盟軍佔領日本的美軍「國際法庭」,竟然判決殺人開槍的日本警察無罪,而受美軍拘押的台灣人,有三十四人卻被判二到三年的徒刑,這就是「澀谷慘案」。消息傳來,包括台灣的全中國人民悲憤萬分,這慘案打醒了還陶醉在抗日戰爭勝利美夢中的中國人,大大打擊了民族的尊嚴;剛脫離日本殖民統治復歸中國成為戰勝國國民的台灣人,更是群情激憤。上海的《大公報》社論,馬上以〈抗議日警槍殺我台胞〉為題,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