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肉」之論
陳映真：記得大約在一九八六年吧，「人間雜誌」編輯部收到了你寄自日本的三篇稿子，總題是「從『一億人總懺悔』到『戰後總結算』」。
前幾日，我在一家報紙的投書版上，讀到你對日本產經新聞台北支局長吉田信行以「台灣人的日本情懷與戰爭教訓：永野發言──在台灣看到的東方美德」為題所做有力的駁論，很有同感。
就只說這一年，台灣就出現了拾日本擴張主義餘唾，為權力幫腔的「南進論」、和「日本文摘」月刊「太陽旗下的台灣」專輯上表現出來的皇民台灣史觀。吉田可以不顧日本人表面慣有的、在別人家裡時的客套，肆無忌憚地對台灣知識界的認識力大加「皮肉」﹙按：即「嘲笑」、「諷刺」之意﹚，不是沒有原因的。
因此，今天我們不妨就你的投書﹙六月七日中時「時論廣場」版﹚中，限於篇幅所不能盡言者，進一步加以開展。
曾健民：說到我把稿子寄給你的一九八六年，正是日本在中曾根首相主持下進行所謂「戰後總結算」的時代。其中有關於歷史結算的部分，也就是對十七年侵略戰爭的歷史部分加以正當化。在這為了替日本對外侵略的「十七年戰爭」脫罪、合理化而在日本大吹翻案風的當時我做為一個住在日本的、來自前殖民地台灣的中國知識分子，受到很大的衝擊，要求我做出一個中國人、一個殖民地台灣的子民所應有的回應。從這素樸的民族主義出發，我開始廣泛閱讀，逐漸明白這「戰後總結算」的背後，存在著因為冷戰結構而得以延續，甚至繁榮和發展的日本戰前支配勢力，及戰後新生支配勢力。中曾根、奧野、藤尾以及最近的永野暴言，雖在形式上不同，但全部源自相同的核心理論，而它是為日本新舊支配勢力辯護或鋪路的。我輩既同擔了日本侵華戰爭的被害，也背負了五十年日本殖民地歷史的傷痕，絕不容許我們對日本對台殖民和對華侵攻的歷史不做出根本的﹙radical﹚、整體的、科學的分析與認識，並在必要的關鍵時節，做出嚴正的發言……
「外省人反日‧台灣人親日？」
現在讓我們來面向吉田信行投書的一些問題。
吉田以棒球為比喻，說歷來為戰爭責任飾辯的日本人，像是「特意投出一記敵隊強打者最擅打擊的好球」，徒然讓中國大陸、韓國──和「亞洲各國」痛批狠打，大揮全壘打。但與在台灣的外省人不同的是，「台灣人」對投來的好球「不太關心」，「在略微猶豫中」「揮棒」，「卻不是全壘打」，「僅止於二壘安打」。吉田還說，這猶豫的二壘安打，是「台灣人」「東方美德的側隱之情」，讀來有刺骨的諷刺意味。
吉田說，在台灣的外省人對日本人為戰爭飾辯發言的反應，「基本上顯示了與中共、韓國相同的反應」。相形之下，「台灣人」有不同的「日本情懷」和「東方美德」。但事實則大謬不然。
在理論化之前，先說俯拾即是的事實。
蔣介石把大戰犯崗村寧次擅自赦免其戰爭罪行，秘密豢養在台灣，假借其在華北征討中共游擊隊的經驗，組訓蔣的反共、「反攻」軍隊。
日本戰爭派官僚岸信介，和屢次發言否認戰爭責任的藤尾、奧野和最近的永野，以及自民黨大老椎名、金丸、兒玉﹙譽士夫﹚都是蔣介石的好友，都是親台反共的右翼新軍國主義分子。
「外省人」國民黨在一九五○年以後，一直採行聯日、親日的政策。四十多年，台灣沒有深入的反日國恥教育，沒有紀念七七事變的集會。而每有藤尾之流的為日本戰爭罪行飾辯的言論，台灣「外省人」國府，在全亞洲人民的日本批判壓力下，勉強、訕訕然地說幾句表示「遺憾」的話，打出去的才是明顯放水的「好球」。在保釣反日愛國運動勃發時，「外省人」國府一味袒護日方，才引起運動的擴大。日本右派口口聲聲不忘蔣介石「以德報怨」之恩，為蔣介石編寫、公刊過「蔣介石秘錄」的產經新聞台灣支局長吉田，怎麼可以抹殺「外省人」蔣介石及其權力體長期來的「對日情懷」和「東方美德」呢？
此外，一個本質性的問題，就是你方才說的，日本戰後資本主義在沒有清算戰爭殘留體的基礎上，寄生在美國國益中心的冷戰結構，迅猛地對它過去軍事侵攻的區域擴張。日本「援助」和「貸款」封住了東亞對美扈從政權﹙Client States﹚的嘴巴。
「大東亞共榮」的宣傳動員
曾：在親日、批日的問題貼上省籍的標籤，只有模糊及誤導問題的本質。所謂「外省」、「本省」只有戶籍意義，在戶籍上做文章，也是脫罪論的一種。真正原因，要從台灣內外政經結構中去找。
我想補充的是東南亞各國的對日觀點。東南亞各國由於戰前長期在西歐殖民主義支配下，當時對於以反對白人殖民統治，解放亞洲為言的「大東亞共榮」主義，有一定的共鳴。日本對東南亞的侵攻，也沒有機會在各當地樹立長期的直接統治政權，不能不說有些人曾經把日本的占領看成自己﹙從白人支配中﹚的解放。對東南亞各國的支配層來說，在政治上的主要矛盾是歐美殖民勢力，在經濟上的主要矛盾是華僑勢力，日本反倒是次要了。東京大審時，印度籍法官帕爾就批評大審是西方白人戰勝國獨擅下的審判……總之，這樣的歷史背景，是否也說明這地區戰後日本批判的闕如呢？
陳：確實，日本軍部宣傳機器巧妙地利用了了白人殖民主義與土著間的矛盾──廢止西方語言，提倡土著語為普通話，釋放獄中的民族主義抵抗分子，甚至在與日本親善條件下允諾來日的民族獨立。但總的說來，日本的宣傳動員並沒有成功。第一，日本殖民侵略的本質，表現在資源掠奪、人格不平等、對土著的拷問、強奸、暴行等，這使宣傳失效；二、以菲律賓而言，美國早在日本侵攻前就佯允一個半獨立的體制──Commonwealth，助長了親美意識，對日本在菲律賓的支配，一直採取抵抗姿勢；三、各地左翼反法西斯人民軍隊，尤其是以華僑為中心的左翼抵抗武裝，對日本統治，有較高的政治認識，能夠理解帝國主義的同質性。因此，總的說來，日本的宣傳在這些地區遭到「面從腹背」的抵抗，有的﹙例如印尼﹚巧妙利用日本統治和動員，為戰後自己的民族獨立積蓄力量與條件。
總之，在戰後亞太地區的日本論，本質上取決於階級地位。統治的精英階級，特別在日本「貸款」與「援助」中受益的親美、反共精英，一般不作日本批判。而在後殖民體制中處境不利的諸階級，則有批判的日本論。
曾：特別是在戰後，當日本人脫下軍裝，穿上西裝重返東南亞時，東南亞人民體驗了日本資本強化、長期化了各國扭曲的政經結構，帶來了生態環境的破壞、經濟的掠奪和買春等道德損害，使日本占領期的傷痕反而擴大。
但是為什麼同為美國扈從國家的韓國政府，常常表現不亞於中共、北朝鮮的日本批判，也請你申論一下。
「戰爭世代論」的破綻
陳：一般人都說韓國「民族性強悍」，反日甚烈。我則不願意承認台灣人在「性格」上不重義理忠奸之辨。有一種說法：日本對主佃土地關係完整的台灣，是透過溫存、拉攏台灣地主士紳階級去完成對台統治的。日本對朝鮮統治，是直接接收李朝廣泛的封建「王田」，派出日本地主去經營，直接役使朝鮮貧困佃民。後者在階級與民族壓迫上的痛苦，遠比前者為大，生活遠為貧困，而抵抗與鎮壓亦有過之。殖民統治策略之不同規定了兩地反日感情的強弱。我同意這說法。
而帕爾法官對大審判的批評──西方白人中心對日本的強權審判──在韓戰後，也暴露出這判決的偽善性。在東西冷戰下，許多重量級日本戰犯，都因「陣營」的需要被美國人縱放了。
其次，我們談一談吉田投書中，被你著意批判的一點：日本為戰出掩飾罪責的人，都是所謂「戰爭世代」。他們有許多親密同僚、同學、同庚、同袍在戰爭中殞死。「他們抱有難耐死者被罵為侵略者的憾恨」，所以必須「堅信」「戰爭中死亡的夥伴純粹是為國家正義奉獻……」。所以當這一世代「自社會第一線退下時」，這種﹙為戰爭責任飾辯的﹚情況就會「打上休止符」。
這是但問情誼不問是非義理的脫罪之辭，而你的駁論也是有力的…….
曾：吉田的「戰爭世代論」，是把日本右翼為其「十七年侵略戰爭」正當化的言論，輕鬆地看成類如「軍屬會」、「退伍軍人協會」成員間的論舊。我們當然不能這樣看。靖國神社公式參拜，竄改日本歷史教科書，藤尾、奧野、永野等歷次「暴言」，都在在說明其背後是膨脹的戰後日本資本主義的擴張運動中，對控制、改造國民歷史意識形態的要求。巨大日本資本超國界的運動，要求在意識形態的表現，絕不因「世代」而有所改變。
陳：即使是戰爭世代，我見過參加侵華戰爭複員的人，在戰後深感罪孽深重，成為一個積極的反戰運動家，到處演講「三光」﹙殺光、搶光、燒光﹚政策的殘暴，聲淚俱下，發誓中日永不復戰的人。在中國戰場上有不少日本兵投向中國抗日人民軍隊，幫助向日軍策反的和平工作。矢內原忠雄教授甘受囚禁之苦也不憚於公開反對侵略戰爭。
此外，你在對吉田投書的駁論中，引用了日本自己的出版品，有力揭發了吉田把中國在日本侵華戰爭中死亡人數小了十倍的斗膽謊言。
竄改日本侵略戰爭的加害事據
曾：吉田所謂「戰爭世代」論、死傷人數論，都是日本正當化侵略歷史論調中的枝節問題，而不是本質論。但是既然談到數字，吉田的做假，毋寧也太過了。
吉田說日本人死了兩百五十萬人，比中國死亡總人數的一百五十萬還多！這是可怕的謊言。我順手拿了日本小學館出版的日本大百科全書查「日中戰爭」條﹙第十七卷，頁七九一﹚，查出中國在日本侵華戰爭中死亡一千萬人；敗產損失計五百億美元；四萬人被強擄到日本從事奴工勞動。在台灣，則以皇民化運動強迫台民說日語，強迫改名姓。數萬名台灣人被征調到南洋充當日本兵。此外，在「滿洲」，日本七三一部隊以中國人活體進行病理細菌實驗…..
這和吉田說中國人死亡僅一百五十萬，相差有多大？
陳：石原慎太郎也主張，南京大屠殺事件中，中國人死亡不過四、五萬人，而不是三十萬人。而不是三十萬人。最近，報上說日本人搞了一個「調查委員會 ，要確查南京事件中中國人被殺害人數，為南京大屠殺翻案，說南京大屠殺是中國人虛構、炮製出來的東西，不是真實……看來吉田和石原慎太郎之流一樣，具體、公然塗改史實，表現了吉田對於日本侵華戰爭死不認罪的黑暗心靈。
曾：在被害者的家裡，公然歪曲史實，實在不可原諒。
「戰後日本和平與繁榮的基礎」？
陳：說到日本人對於戰爭歷史責任死不承認，我想到一個難忘的體驗。
日本和平主義的友人，特地邀我去名古屋的山根山看一個「殉國七士廟」。這廟的由來，是日本A級大戰犯東條英機、坂垣征次郎、木村兵太郎、土肥原賢二、廣田弘毅、松井石根、武藤章等七人被處決火化後，有為日本戰犯辯護的律師三文字正平等人秘密偷取骨灰，私下祭祀，直到一九六○年才公開立廟，供人參拜。廟門口大石柱上所刻「殉國七士廟」，是被美國縱放的A級戰犯岸信介的手筆。在中華戰場上縱橫馳騁，殺人越貨，奸淫擄掠無可計數的戰爭大罪犯，在日本卻儼然是忠義昭烈的「殉國之士」。另有石碑刻有中將戰犯大島浩在獄中聞上述七梟受死時寫的一首詩──
妖雲鎖獄朔風腥，昨夜三更殞七星。
暴戾復仇還太古，雪冤何日靖忠靈！
詩中飲恨含怨，堅不悛悔，冀有日雪恥復仇之情，真是躍然言表了。
我不曾去過德國。但我估計德國人不會為希特勒和他的侵略將軍們和特務們立碑建廟，公然祭拜吧。不知以暴力為恥的部分日本人士，在「殉國七士廟」中表露無遺。
但我注意到在這些石碑碑文中，有共同的、表面堂皇的語言，認為這些侵略將兵之死，「為戰後日本和平與繁榮奠定了堅固的基礎」。吉田信行的投書中也間接引述了「戰爭世代」的這種邏輯。果然日本侵略戰爭與戰後日本的經濟發展有正相關的關係嗎？
曾：當然沒有。
那些指導侵略戰爭的舊支配勢力，除了驅使數百萬日本國民戰死異國外，還犯了東京大審的起訴罪名：「反和平的罪、反人道的罪及戰爭犯罪」，至於所謂「戰後的和平與繁榮」又如何呢？
我們知道，日本投降後，直接執行占領政策的是由麥帥美軍所主導的聯軍總部。它巧妙地應付其上級機構──國際反法西斯勢力組成的遠東委員會，一方面利用日本民眾革新勢力，他方面則重編戰前舊支配勢力及重組舊獨占資本，使其繼續掌握政權、推行了不徹底的非軍國化和民主化政策，使戰後日本走向從屬美國的發展道路。冷戰結構下經過韓戰特需而快速經濟回復，並且在六○年代前後世界資本主義的繁榮中，以東南亞的資源及美國為主的世界市場，實現了繁榮。更根本地說，是一方面追隨美國為主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另一方面，站在以亞洲鄰國民族分裂、內戰及第三世界不發達的構造上，遂行了日本戰後經濟的繁榮。
陳：完全是這樣。
日本戰後資本主義在一九六○年代進入高成長期。從六○年代後半到七○年代，全日本各地不斷出現頌揚和紀念戰爭的「慰靈碑」，上述的「殉國七士廟」便是其中之大者。
八二年，修改教科書問題爆發，引起亞洲各國痛烈的批判。
而相應於日本之為戰爭偽飾的運動，亞洲各國做出了回應。一九八五年，中共「南京大屠殺紀念館」開館。韓國則在天安設「獨立紀念館」。稍後，中共又在蘆洲橋設立「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同一九八五年新加坡政府開辦一次「日本占領下的新加坡」。
日本人和亞洲人對於日本發動的戰爭，在理解、感受和體驗上如此南轅北轍。離開這個歷史現實，日本高唱「國際貢獻」，在亞洲的眼睛中，不能無疑。
但是當大陸蓋南京大屠殺紀念館、韓國蓋「獨立紀念館」、新加坡開「日本占領下的新加坡」；當整個亞洲為反對日本的PKO行動，為永野暴論而抗議之時，台灣卻有總統和司馬太郎的對談；有肯定日本殖民統治的「太陽旗下的台灣」；有謳歌「內地延長主義」的台灣版「南進論」──從而被吉田諷刺性地說成「台灣的日本情懷」和「東方美德」……。
台灣是怎樣喪失了日本批判的認識力的？
曾：這確是令人悲傷的現實。人們要問：台灣是怎樣失去了對日批判的視野的？簡單地說，我以為有以下的理由。一九三一年日本進軍我國東北，乘勢鎮壓台共、農組、文協等抗日力量，台灣抗日勢力重挫。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台灣從殖民地「解放」的過程中，沒有主體的力量參與，呈現出被動的「解放」。這說明反帝抗日的島內人民力量受到重大挫傷於先。其次，一九四九年以後，由於國共內戰和世界冷戰的交疊，台灣抗日勢力遭到殘酷肅清，使台灣反帝勢力再受重創於後。一九五○年以後，依附美日的國府，採行親日、媚日政策，對實施樣板的抗日教育，壓制台灣社會認識殖民歷史的活動，促進美日台三環結構的經濟發展……等，這些都是使台灣知識分子喪失日本批判的要因。
陳：很多人喜歡說，「台灣人」因為受國民黨獨裁和惡政的統治，才會反過來懷念日本人「公正」「廉能」的統治。戰後韓國、菲律賓、印尼政權都有獨裁、壓制、腐敗問題，但人民並沒有因而親日，喪失日本批判的認識。你方才說的，才是事物的本質。
過去台灣抗日最徹底者，莫非各個左翼陣線，一九四六年以後，抗日左翼，自然在內戰構造中，與中共地下黨發生各種連繫。在戰後冷戰體制下，一九四九年底到一九五三年的殘酷肅清──「白色恐怖」中，台灣反帝抗日主體力量，滅絕性地仆倒在刑場上。而與此相反，日據時代的台灣漢奸資產階級，得以毫不受清算地與國民黨權力野合，延命富貴至今。
其次，五○年代白色恐怖不但殺人性命，也毀滅、禁絕了一套激進的歷史、知識、社會科學、哲學和文藝思想，同時也在對美依附的新結構中，大量培訓美國化的親美﹙日﹚、反共、反華精英。戰後台灣民主運動反蔣而同時反共、親美﹙日﹚、反中共的意識形態，是台灣在冷戰體制中沒有做好歷史清算的大背景下的產物。這說明台灣知識分子親美親日的另一面，同時存在著鄙惡中共的強烈因素。而這也最後地說明了台灣、獨台與反華、反共、親美、親日思潮並蒂相連共生的理由。
「共犯構造」
曾：我們看似花了不少時間，對吉田投書的內容進行外向的批判，實際上，話說到這兒，我們就有一份自我反省了。不論是對日本方面十七年侵略歷史肯定論的漠然反應或台灣社會內部的殖民統治肯定論及全社會的日本化傾向，在有良心的日本國民眼中，一定是不可思議的現象吧！只有將侵略戰爭正當化的日本國民─像這位吉田信行─才會又驚喜又喝采，諷刺曰「東方美德」，反省起來這實在是自取其辱，所謂「自腐而後蛆生」了。
陳：在日本批判的同時，要善於正確認識自已的這一恥部，即台灣人內部未經清算而愈益惡質化的親日、媚日構造─用戴國煇教授的話，就是民族內部的「共犯構造」，並對之進行深入的反省。
曾：所謂「反求諸己」這就要求我們首先進行科學的自我認識。對台灣的歷史進行再研究與再認識，這當然包括對日本侵略戰爭史的再認識，也包括對台灣殖民地史的再認識，並連繫到台灣戰後社會史的科學的建設。這是一切的根本。
陳：結束我們的談話之前，我只做一點補充。在廣泛的亞太地區，在人民層次上，存在著反對新殖民主義，倡言保衛生態環境、反對權力對婦女、兒童的殘害、主張各民族人民和平、共生的運動。這包括進步與和平的日本人在內。資本與壓抑的超國界，要求人民與人民﹙People to people﹚超國境的團結。我們的反思與批判，就不應該忽略亞太區域超國界的草根性民主與和平運動的動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