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思想》雜誌］編者最早給我的暫訂題目是：「台灣人的日本情懷」，後來編者把「情懷」改成了「情結」，本文認為使用「情結」較恰當；就中文文意，「情懷」與「情結」當然有很大的不同，「情懷」有思慕、懷念之意，特別是近年來，恆常站在主流意識的台灣媒體，只要有關台灣與日本的關係，都慣於使用「日本情懷」，這當然與台灣的主流政治有密切關係；至於「情結」則指比較複雜的感情，且它涵蓋了「情懷」，對於台灣重層曲折的對日感情來說，使用「日本情結」比較貼近客觀的事實。
所謂「台灣的日本情結」，簡單地說，就是台灣人民對於日本全般的一種特殊感情和好惡；因為它牽涉到中國、日本，以及台灣近百年的歷史關係，不但十分複雜且隨時代的變遷有極為不同的內容；它除了有對日本侵華和殖民台灣的歷史感情和想像之外，還包括了戰後台日政治經濟結構所反映的「日本第一」、「模範日本」的感情和價值觀，乃至近三十年來在流行文化和消費風潮上的「哈日」現象。如果從更大的範圍來看，日本的侵華戰爭歷史所遺留的反日、抗日感情也是「情結」中不可忽視的部分。
台灣有「日本情結」，卻沒有「美國情結」，也沒有如其他某某國的情結這樣的詞彙，可見得「日本情結」在台灣的獨特性。另一方面，世界上也很難找到一個地方有像台灣這麼濃厚又複雜的日本情結，即使與台灣同樣曾受過日本殖民統治的朝鮮也沒有，因此可以說台灣的日本情結是世界獨一無二的。這麼獨特的「台灣日本情結」，當然與台日間的百年歷史有密切的關係，然而，台灣的戰後政治經濟史才是真正形塑「日本情結」的基本力量。
基本上，「日本情結」屬於台灣社會感情或社會心理的範疇；然而，它又比一般的社會感情更為顯著、複雜，不但有歷史的延續性和不變性，甚至有價值判斷的屬性，因此從社會科學的角度來看，把它當做一個台灣的特殊社會意識應該更為恰當。更有甚者，近二十年來，由於政治上精神動員的關係，它幾乎已發展到近似「意識形態」的程度。
二、台灣「日本情結」的原型
眾所周知，台灣的日本情結其主要根源來自五十一年的日本殖民統治和日本侵華戰爭的歷史；且它非始於今日，而是從六十四年前日本戰敗、台灣光復復歸祖國起，就出現了。迄今，在不一樣的歷史時期有不一樣的內容，除了內容上的差異之外，每一個時期的「日本情結」在台灣的社會意識中所占的強弱濃淡也有很大的不同，甚至於在對日立場上也南轅北轍。譬如，七○年代的鄉土浪潮與八○年代以後的本土浪潮中的日本情結或對日感情就有很大的不同；舉個明顯的例子，前者如黃春明的名作《莎喲娜啦‧再見》與今日的熱門電影「海角七號」相較，兩者所呈現的「日本情結」幾乎完全相反。
從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投降台灣光復到一九四七年發生二二八事件為止，去殖民化和祖國化是大時代的主題。從政權、財產、教育、語言到文化，陳儀政權和台灣民眾共同進行了徹底的民族化，並全數遣還了原在台殖民統治者的日本人。像這種徹底的殖民地民族化，在世界殖民史上也是少見的，怪不得省籍詩人、評論家王白淵在當時曾經說：「台灣之光復，在其本質上，是徹底的民族革命」，他把台灣光復對台灣社會變革的意義視為「徹底的民族革命」。在這時期，台灣人民的民族立場是鮮烈的，因此，反日或對日本殖民文化和歷史的反省與批判是主要的潮流。不幸，二二八事件使台灣人民在思想和感情上的去殖民化受到了嚴重的挫折。由於對國民政府貪腐顢頇無能的絕望，有些知識分子選擇了革命的道路；有人投入紅色祖國的地下黨，有人逃亡上海、香港籌組「台灣民主自治同盟」，他們反蔣也反日更反美；還有極少數人開始走分離主義道路，主張台灣獨立，他們同是反蔣惟不反美且親日。一般民眾雖然在民族和國家認同上並未明顯動搖，但在語言、生活方式、習慣、思考方面又逐漸逆回到殖民統治時期，亦即社會生活上延續了殖民統治時期的樣式，出現了國家生活和社會生活的二重結構，這就是後來台灣「日本情結」的原型。
一九四九年蔣國府遷台，台灣從國共內戰的大後方成為前線，甚至成了蔣國府的反共復興基地。自此，台灣民眾在反共風暴的籠罩中，接受黨國式的反共和民族教育，但台灣的民間社會仍平行維持著日本殖民時期延續下來的語言和生活習慣。這時期的日本情結是不自覺的、自然產生的社會感情，並未有像今日一樣的美化或合理化日本殖民歷史的現象。
三、兩種成見
許多人把台灣本省人有日本情結完全歸咎於日本殖民統治的歷史，這不但把問題過度簡單化，甚至可說是一種成見。實際上，台灣的本省人的日本情結雖然根源於殖民歷史，但是，使「日本情結」得以溫存、延續甚至強化的主要動力，則是在戰後，特別是五○年代以後台灣的政治經濟結構。在國共內戰和美國在東亞的冷戰格局下，台灣政治經濟結構的基本架構是：在軍事上，依賴美華協防條約再加上美日安保體制；在經濟上，則是依賴美日的日美台三角經貿構造；在美國反共主義的霸權秩序下，台灣與日本不但在政治、軍事防衛和安全保障上維持著緊密的依存關係，在經貿上更形成了依賴關係。這種戰後台日之間的緊密依存關係，似乎又有了戰前日本帝國主義經濟圈的影子，雖然是不恰當的比喻。
是這樣的戰後台灣的政經結構，溫存且強化了殖民歷史遺留下來的日本情結。由此可見，社會意識雖有其延續性，但總是受到新的社會存在所規範。
另外，也有許多人認為本省人才有親日情結，那也是一種成見。其實蔣政權的親日性格更為顯著；它不但嚴重影響中國現代史，也深刻決定著戰後的台灣歷史和社會意識。
在中國現代史中，特別在國共鬥爭乃至內戰的歷史中，蔣政權為了反共、剿共、勝共經常利用日本右翼，結合日本右翼勢力打內戰。這種情況，從戰前一直到戰後，從大陸延續到台灣；其合作的對象，從原侵華日軍到日本的保守官僚、政界、財經界，從岡村寧次到岸信介。
因為蔣政權與日本右翼勢力有一個共同的意識形態基礎，那就是堅決反共。且這種意識形態直達日本天皇。
一九四五年，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那天，蔣便下命令給侵華日軍總司令岡村寧次：「日軍可以暫時保持現有武器和裝備，維持所在地的秩序和交通」，其目的之一便是利用日軍就地「防共」。這在岡村寧次的回憶錄中也坦承：「要與國民黨政府緊密結合成一體，對付中共」。而二者背後有美國對於戰後世界的戰略意圖，當時任美國總統的杜魯門在其回憶錄中就明言：「這種利用日本軍隊阻止共產黨人的辦法，是國防部和國務院的聯合決定而經我批准的」。由此可知，在日本戰敗的那刻起，三者的反共同盟已形成。
一九四九年一月底，在國共內戰中解放軍兵臨長江北岸，南京上海危急之時，蔣批准把岡村寧次和近一千名日本戰犯判無罪釋放，並緊急將之送回日本，這引起包括大部分國民黨人和中國人民的憤怒。也就在該年下半年，當解放軍進攻勢如破竹，在國民政府崩潰前夕，蔣歷訪菲、韓，並派心腹訪日企圖籌組太平洋反共聯盟，並開始雇用被蔣釋放的原日本侵華高級軍官協助反共作戰。敗退台灣後，更大量雇用這些原侵華日軍組成軍事顧問團，在台進行反共作戰的訓練和擘畫，此乃大家熟知的「白團」。
四、雙戰結構與「日本第一」
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韓戰爆發，二十七日美國第七艦隊就進入台灣海峽，宣稱海峽中立化；實際上是用軍力強行介入中國內戰，以台灣海峽為界凍結中國內戰，從中國分離台灣，使台灣留在美國手中。自此兩岸隔離對峙，台灣被置於冷戰和內戰的「雙戰結構」中。接著美國用數目龐大的軍援和經援支持退居台灣的國府，並進一步改造台灣的經濟；軍事上，通過「中美」協防條約，一方面防止中共的進攻，另一方面也防止蔣國府反攻大陸；在國際政治上，美國強力支持在台國府在聯合國代表中國的席位，因而確保了在國際外交上的地位。使在台國府成為美國在東亞冷戰中的重要一環，與美日安保體制和美韓協防體制共同構成圍堵蘇聯、對抗中國大陸的壁壘。
在美國的東亞冷戰結構下，蔣介石和岸信介、佐藤榮作等原天皇派官僚出身的日本總理大臣，共同攜手築構了亞洲的反共防波堤。一直到八○年代，蔣國府在美援體制影響下，採取了「政治獨裁經濟發展」的政策，走上「黨國資本主義」的發展路線；在資本主義化的過程中，台灣從資本、技術、工業原材料到關鍵零組件幾乎仰賴日本，從日本輸入原料零組件和關鍵技術，進行加工再輸出到美國，形成了緊密的日台美三角經貿關係。
在雙戰結構下，蔣國府雖然在國民意識的教育中，強調「黨國民族主義」，灌輸抗日的歷史教育，惟台日間緊密的政經從屬關係的現實，使台灣社會原有的日本情結不但未竭，更得以溫存、延續、強化，甚至還進一步轉化為「日本第一」、「模範日本」等具有現代意識的日本情結。
在七○年代前後，由於美蘇冷戰進入新階段，美國開始改變對中國大陸的政策。首先是尼克森訪問大陸並發表「上海聯合公報」，接著中國大陸取代了台灣國府在聯合國的席位，並撤出駐台美軍；日本也緊接著和中國大陸建交並與台灣國府斷交。這一連串蔣國府稱之為「國際逆流」的巨大變化，使台灣的雙戰結構開始鬆動；另一方面，北美留學生的保釣運動風起雲湧，迅速從美國傳到台灣，在台灣學園和知識界掀起了民族主義的鄉土浪潮。這個持續近十年的鄉土浪潮中，台灣學生、知識界重新發掘台灣的日據歷史，特別是有關抗日的社會運動和人物，並大力批判了當時脫離台灣社會現實的文化和思想現象，同時對於台灣在政治經濟依賴日本而形成的親日意識和媚日風氣，進行了反省和批判，這對當時台灣社會日見濃厚的「日本第一」的情結有一定的制衡作用。
惟八○年代以後，這股鄉土浪潮很快地被親日的「本土浪潮」所取代，台灣的日本情結遂往極端的方向發展。
五、〈台灣關係法〉與新「反共親美日」政權的登台
一九七九年底，美國與中國大陸建交，同時與蔣國府斷交並廢約。這使蔣國府賴以生存的雙戰體制中的冷戰體制受到極大的衝擊；再加上來自中國大陸和平統一的壓力以及島內黨外新興政治勢力的挑戰，內戰體制也岌岌可危。然而，這並不意謂著與中國大陸建交同時與台灣國府斷交的美國，從此放棄在台灣的獨占利益。為了繼續確保其在台灣的利益，延續其遏制中國大陸的東亞戰略，美國以制訂國內法——〈台灣關係法〉的方式，通過武力威嚇大陸和軍售台灣的手段，繼續干涉台海兩岸關係。
失去國際正當性的蔣國府，在島內黨外新興政治勢力的挑戰下，其國內正當性也面臨極大的危機。在七○年代萌芽的黨外運動，到了八○年代已蔚為一股不容忽視的新生政治力量。這批青年，他們在二戰前後出生，是完全在「政治獨裁經濟發展」的台灣資本主義化時代中，受黨國反共教育成長的一代，同時在冷戰體制下他們也普受美式自由民主的洗禮。他們在反共反大陸、親美親日上與蔣政權無二致，惟在美式自由民主觀念上，他們是反蔣反獨裁的。
在屬於美國國內法的〈台灣關係法〉的規範中，黨外轉化為民進黨並急速壯大，且騎在黨國體制機器上的李登輝政權登上了台灣舞台；自此，一個新的反共反中國大陸、親美親日的非蔣政治勢力統治了台灣，確定了台灣繼續留在美國手中。如果不忘記歷史的話，我們不難發現：扶植一個親美的台籍人士的政府，曾是美國在四十年前（一九四八、一九四九）對中國政策（對台政策）的重要戰略意圖，只是當時並未實現，而是在四十年後實現了。
六、從「情結」到「情懷」，然後「意識形態」
從李登輝政權到陳水扁政權的二十年間，以「去中國化」為主要內實的「本土論」，取代了兩蔣時期的反共主義，成了台灣社會意識的主流。其實，這種「本土論」在「去中國化」的另一面是對台灣殖民歷史的合理化或美化，它肯定日本殖民統治對台灣現代化的功績。當然，「本土論」還包含有省籍意識在內，這不在論列。因此，以去中國化和美化「日治」為兩大內容的「本土論」，就構成了這時期台灣人的日本情結的主要特徵。如果回到文前的「情懷」與「情結」之辯的話，這時期似乎恰可以「日本情懷」概括之；然而，如果進一步辨析，卻可以發現到，其實只有在李登輝當政的前期才可以「情懷」稱之；此後，經過政權之手大力的精神動員下，「情懷」很快地往「意識形態」的方向發展。
這種「本土論」，本來就是被蔣國府局限在海外活動的台獨政治團體的「意識形態」；八○年後在美國的〈台灣關係法〉的新兩岸架構下，隨著黨外的政治活動才出現在島內，之後成了民進黨的重要政治論述，也是該黨的主要政治動力，然而使它成為國家意識真正發揮大影響力的，應該始於李登輝政權。一九九四年李先上演了一幕與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的「對談」戲，「對談」中他除了諂媚地說：「我二十歲之前是日本人」的名言外，還讚美日本「統治台灣」帶來了現代化等。一九九五年，李肯定獨派團體舉辦的「馬關條約一百年」的「告別中國」活動；一九九七年，李欽點杜正勝「院士」領軍促成了國中《認識台灣》教科書，自此，這種「本土論」開始進入打造國家意識形態的教育領域，成為「國家意識」；它長期且深刻地形塑著台灣年青世代的思想和認同。今日二十五歲以下的年青人哪一個不是在它的教育規訓下成長的；或許這個說法太過牽強，今天「海角七號」電影在年青世代中引起一陣熱潮的社會現象，有很大的成分，不就是今天台灣日本「情懷」的集中表現嗎？而其中沒有一九九七年之後李欽定歷史教科書的影響嗎？
李登輝的「台灣意識形態」演出，一直持續到他下台以後，且一次比一次更接近「意識形態」。二○○○年，日本極右翼漫畫家小林善紀的漫畫《台灣論》的出台過程，前前後後、枝枝節節中背後都有李登輝的手；二○○二年底，李有一篇給「日本李登輝之友會」成立大會的講稿，題目是〈台灣精神與日本精神〉，文中他再度強調說他「一出生就被當做日本國民」；說「台灣精神中有重要的日本精神」，而「日本精神的根源就是大和魂、武士道」，下面摘錄一段原文以揭露其思想真面目：
這些從中國來的統治者所沒有而台灣人有的，作為現代國民的這些氣質和素養（筆者按：該文前面曾提到的「勇氣、勤勉、奉公、清潔」等氣質），台灣人都自傲地稱為「日本精神」。由於台灣人從根本上具有這種作為「武士道」的「日本精神」，才使台灣在戰後得免於被中國的大陸文化所完全吞沒，甚至可以說才得以抵抗之；也由於有了這種「日本精神」，台灣戰後的現代社會才得以形成和確立。
從擁有比兩蔣更大的政治權力和威信的李登輝的這些言行來看，就可以清楚看到這時期台灣的「日本情懷」已超出情懷而近似意識形態了。接著，在陳水扁當政八年中，更把「本土論」從李登輝時期只限於文化、教育和對日關係的階段，推進到社會政策的各個角落；再加上民進黨的政治文宣，以及校園、學界、媒體的配合鼓吹，「本土論」成了台灣島內的霸權論述，深刻地改變了台灣社會大眾的感情、意識和認同。
七、「本土論」與「日美安保體制」
其實，現在已深入普及成台灣國民意識的「本土論」，如果從政治角度來看，不論它在二十年間的發展過程中或當下的現實生活中，客觀上或主觀上，作為島內普遍的政治鬥爭工具一直發揮著巨大的作用（大至政治選舉、小至各職業或人民團體）；同時，我們也不可能不看到，它也作為當政者統合台灣國民意識、鞏固「本土」政權的重要手段，李登輝就曾說過：「台灣意識愈多愈好」（這個台灣意識與本土意識或主體意識都是指同一個東西，本文以「本土論」總稱之）。二十年來「本土意識」一直是「本土」政權的最重要基礎，連今日的馬政權也不得不賣力爭取它。另外，它還是在美國的〈台灣關係法〉規範下，維持或強化兩岸分離和對峙的重要意識形態之一（其他的有民主、人權、主權等）；甚至，從東亞全局來看，對於以遏制中國為中心的「日美安保體制」來說，台灣的「本土論」以及民眾堅固的本土意識當然是他們絕好的條件和助力；相對的，對李登輝或陳水扁政權來說，強化台灣的「本土論」、挑起兩岸緊張，以爭取「日美安保體制」涵蓋台海，以遏止中國大陸防衛台灣，一直是其與日本關係的核心。
自從「蘇東波」巨變、蘇聯解體後，原本在冷戰時期是針對蘇聯、遏阻共產主義的原日美安保體制，也大大減低了其存在的正當性。在這樣的新局勢中，美國為了繼續維持其在東亞的利益，而在一九九五年發表了〈美國對東亞和太平洋地區的安全保障戰略〉，強調美國將繼續維持「日美安保體制」，繼續在東亞駐紮十萬大軍，並且在隔年舉行了日美首腦會議後發表了〈日美安全保障聯合宣言〉，「新日美安保體制」成立，世稱「九六安保」。接著在一九九七年日本修訂公布了〈日美防衛合作新指針〉；這個日本的新戰爭指南，除了把「日美安保體制」從自衛的角色擴大到區域防衛外（其中關鍵處，在所謂「周邊事態有事」時的軍事介入），更質變為世界性日美軍事同盟。其實，在美國與日本重新建構新時期的「安保體制」的同時，李登輝政權也主動積極地配合著。這就是大家可能都淡忘的當時發生的一連串台海緊張局勢：一九九五年李實現了訪美，同年參與了獨派舉辦的「反中國」活動；一九九六年「總統大選」中，大陸在台海進行了為期十數天的導彈試射；一九九七年李欽點杜正勝領軍，通過教科書把「本土論」成為打造台灣國民意識的工具。同時間，李還透過黨國大掌櫃劉泰英，計畫動用龐大資金投資駐日美軍大本營的琉球（「日美安保體制」的樞紐），設立「自由貿易區」，企圖利用大資金支持「日美安保體制」，使〈日美防衛合作新指針〉的「周邊事態有事」涵蓋台海。事實上李登輝的圖謀成功了，當時的日本官房長梶山靜六就明言「周邊事態」包括台海在內。
八、共同的「精神歸宿」或者「末流」？
其實，日本統治階級的右翼勢力一直處心積慮，積極布局介入台海問題未曾稍竭；一方面是由於他們與台灣當局在反中親美上有共同的意識形態，另一方面是為了彼此權益的交換。日本右翼與台灣的所謂「本土派」之間的往來更是熱絡，從由日本各黨派親台議員組成的「日華關係議員懇談會」（據說有三百人之眾）、日本自衛隊退休高官，到如「台灣研究會」（若林正丈領軍）為代表的有關台灣歷史、文學、政社全般的研究社團（特別在有關台灣文學、台灣歷史的領域，日本右翼學者在壯大「本土論」上起了重要的作用）。日本右翼勢力熱衷於台灣，在日台上空絡繹不絕的最大要因，除了台灣本土論的「反中親美情結」之外，台灣濃厚的「日本情懷」對其而言是最大的魅力，其不絕於途，交往之深、範圍之廣，非常人所知。就如李登輝說的：日本精神是台灣精神的重要支柱，且李又說這個「日本精神」就是「大和魂」。日本右翼在「台灣精神」中找到了他們溫暖的「精神故鄉」（日本精神），而這些在今天的日本社會早已被遺忘或漠視，正是他們想重建的；相呼應的，台灣文學「本土論」的「大御所」葉石濤也曾說過：「日本是我心靈的故鄉」。由此可見，兩方都在「日本精神」中找到了共同的精神歸宿。這就是今天台灣「日本情懷」的範例。
這種風潮深刻影響了台灣年青世代的歷史認識和認同，使他們把殖民歷史當作台灣現代化的根源，日本成了現代台灣的典範。再加上自八○年代起在台灣流行文化和消費生活的「哈日」風潮，從日本漫畫、日劇、日本偶像到流行語、新詞彙、乃至年青世代的特殊表情神態到生態，都是日本的翻版，台灣流行文化成了日本的亞流文化。這又強化了年青世代的「本土論」、日本情懷，甚至連審美和人生價值都「原宿」化。
實際上，對於台灣這種偏向的親日、崇日現象，除了少數的日本統治階層和右翼人士外，一般日本民眾都覺得不可思議。譬如台灣街頭經常可以看見頭戴日本兵帽的老人的景象，對一般日本人來說，就像看到從南洋叢林裡出現的舊日本兵一樣，除了驚訝之外，內心難免有可笑的感覺。
九、結語
一個沒有主體的主體意識、沒有自立自主性的「本土論」，一個沒有自己審美觀、喪失民族心靈歸宿的人們，再怎麼要成為別人或裝扮成別人，也還是亞流，何況這個亞流的源流在日本社會中不是早被遺忘、拋棄，就是被冷漠以待。舉例便知，日本右翼教科書團體（「制定新教科書之會」）所出版的扶桑社日本教科書（歷史、公民），二○○五年在全日本學校的被採用率只有百分之零點四（雖然現在全日本教科書有「扶桑化」的傾向），由此觀之，台灣的日本情懷所思慕的對象，在現實的日本社會中只可稱之為「末流」。
在未來的新時代中，寄望台灣人民拋棄日本「情懷」，超克「日本情結」，站在中日友好的平台，與絕大多數善良的日本人民共同攜手排除外力戰爭，創造一個和平共存的亞洲，這才是台灣的出路，台灣人尊嚴的保證。這也是新時代賦予我們的嚴肅課題。
二○○九年二月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