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十年前，同樣是研究台灣光復史（1945~1949）的日本友人，民間學者橫地剛先生，曾經提及李何林先生（下面「先生」尊稱略去）在台期間曾寫過一本有關五四運動的書，希望能找到這本書。在台灣，五四運動一直起著重要的文化思想影響；從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新文化啟蒙運動起，一直到七十年代國民黨政府反共戒嚴體制下的民主運動，五四運動的思想都以不一樣的面貌起著重大的作用。特別在台灣光復期的「去殖民化、祖國化和民主化」的潮流中，五四運動更是一個重要的文化議題。如果李何林確實曾在台灣光復期寫過這樣一本專書，而且可以找到這本書的話，除了可以進一步瞭解他在台灣的文化活動之外，更可以進一步補白台灣戰後的文化思想史，更完整地呈現五四運動對台灣的影響。
一、找尋《五四運動》
然而，當時誰都沒有看過這本書，甚至沒有任何線索可以證明這本書的存在；甚至在李何林的文章、著作中也從未提過曾在台灣編寫過這本書。因此，找出這本書的工作一直沒有進展。直到作者更深入研究台灣光復史，蒐集台灣光復史料的工作更全面展開後，才開始在當時的報刊雜誌一角看到了這本李何林編的《五四運動》的廣告。該書的廣告先出現在1948年1月1日出版的《台灣文化》（三卷一期）上；接著，在1948年1月22日的《公論報》上也出現了同書的廣告。廣告明記著：「錢歌川（注1）主編「中華民國歷史小叢書第五種」，上海大成出版公司發行、中華書局台灣分局經售」等內容。另外，在1948年2月13日的《台灣新生報》副刊「橋」（第78期）上，也有署名「張明」者所寫的〈在台灣的作家〉，介紹了當時大陸的知名作家來台的情形；包括有巴金、田漢、呂熒、許壽裳、李霽野、黎列文、李何林等人。文也有提到了李何林最近寫《五四運動》的消息。
從上述的資料,終於確認了這本書的存在。接著，透過各圖書館的館藏訊息找尋，最後在台灣大學圖書館總館的地下一樓專藏文庫中，找到了由王民信教授捐贈的這本書。
經過多方的努力,終於使這本書從歷史的荒湮中走出來，再度渙發思想的光芒。
一、找尋《五四運動》
然而，當時誰都沒有看過這本書，甚至沒有任何線索可以證明這本書的存在；甚至在李何林的文章、著作中也從未提過曾在台灣編寫過這本書。因此，找出這本書的工作一直沒有進展。直到作者更深入研究台灣光復史，蒐集台灣光復史料的工作更全面展開後，才開始在當時的報刊雜誌一角看到了這本李何林編的《五四運動》的廣告。該書的廣告先出現在1948年1月1日出版的《台灣文化》（三卷一期）上；接著，在1948年1月22日的《公論報》上也出現了同書的廣告。廣告明記著：「錢歌川（注1）主編「中華民國歷史小叢書第五種」，上海大成出版公司發行、中華書局台灣分局經售」等內容。另外，在1948年2月13日的《台灣新生報》副刊「橋」（第78期）上，也有署名「張明」者所寫的〈在台灣的作家〉，介紹了當時大陸的知名作家來台的情形；包括有巴金、田漢、呂熒、許壽裳、李霽野、黎列文、李何林等人。文也有提到了李何林最近寫《五四運動》的消息。
從上述的資料,終於確認了這本書的存在。接著，透過各圖書館的館藏訊息找尋，最後在台灣大學圖書館總館的地下一樓專藏文庫中，找到了由王民信教授捐贈的這本書。
經過多方的努力,終於使這本書從歷史的荒湮中走出來，再度渙發思想的光芒。
二、李何林來台經過
在討論《五四運動》這本書之前，先簡單說明李何林的來台經過。
李何林是受李霽野先生之邀，以「李竹年」的化名，於一九四六年年底抵台（据「許壽裳日記」，李何林應該在十二月十三日之前抵達）。在許壽裳主持的台灣省編譯館擔任編審，和李霽野同在「世界名著翻譯組」工作，負責翻譯俄國作家阿克沙柯夫的小說《我的學校生活》。抵台二個月便逢二二八事件。事件後，一九四七年五月十六日，省編譯館遭繼陳儀就任台灣省主席的魏道明裁撤。編譯館裁撤後，許壽裳答應台大校長的聘請擔任該校中文系主任（文學院院長是錢歌川），同時推薦了李何林和李霽野分別到台大中文系和外文系任教。李何林從一九四七年八月一日起擔任台大中文系副教授，一直到一九四八年年初因為許壽裳遭殺害，再加上他領導的民盟成員身份暴露，深感危險，而於四月十五日倉促離開台灣。短短的一年半時間，李何林在台灣文化留下了深深的足跡。
三、錢歌川主編的「中華民國歷史小叢書」
《五四運動》是一本長18公分寬13公分，厚僅30頁左右的小叢書。是當時擔任台灣大學文學院院長的錢歌川所主編的「中華民國歷史小叢書」第五種。現在已知的這套歷史小叢書，除了李何林的這本《五四運動》之外,還有下面幾本：
《二十一條》吳一心編 《五卅慘案》阮淵澄編 《國民革命軍北代》淩則民編 《一二八淞滬抗戰》華白編 《國軍遠征緬甸》李鋆培編 《遷都重慶》趙授承編 《開羅會議》李季谷編 《太平洋戰爭爆發》朱子容編 《日本無條件投降》劉世模編 《台灣光復》謝康編
就現有資料看，這套小叢書有台灣版和上海版兩種版本。譬如李何林的《五四運動》，台灣版是在1947年12月出版，上海版則是在1948年9月出版。雖然兩種版本都是由「上海大成出版公司」出版：但台灣版是由台北市的「和平印刷所」印刷，上海版是由上海「中聯印刷公司」印刷。而且，兩版封面不同，錢歌川寫的「發刊旨趣」也各有不同之處。台灣版的「發刊旨趣」，完全是針對台灣光復後以及二二八事件後的現實而作，上海版則並不如此。台灣版「旨趣」，先從滿清割台丘滄海（逢甲）先生作離台詩寫憤說起，接著指出：
「在日本佔領台灣的時候，為阻止我台灣同胞發生故國之思，竭力不使他們知道中國的事情，以致民國以來，國家大事，尤其是七七抗戰，國人的壯烈犧牲……我台胞幾乎全不知道。」
「敝人等有鑒於此，特邀請專家執筆，編纂中華民國歷史小叢書，自辛亥革命至最近頒佈憲法，以平易的字句，敘正確的史實，目的在使讀者得到國人所應有的常識，我台胞如能由此而增進對祖國的瞭解，尤其是我們所冀望的。」
錢歌川在1947年4月到台灣，擔任台灣大學第一任文學院院長（在他之前，文學院院長由哲學系教授兼先修班主任的台籍學者林茂生代理，林不幸於二二八事件中遇害）。錢到任不久的秋間，就開始籌劃出版這套歷史小叢書。當時李何林也恰好擔任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也許是這個緣故,受錢之託編寫了這本《五四運動》。
從「旨趣」來看，錢歌川編這套歷史叢書，主要是為了使剛回歸祖國的台灣同胞知道「民國以來大事」。另一方面，當時二二八事件剛平息，台灣社會在緘默的表面下仍潛藏者深刻的省籍矛盾，以及對國民政府的離心感情；這套叢書的出版，從其構成和歷史觀點來看，除了為使台胞「增進對祖國的瞭解」之外，也有為了弭平離心感情的「冀望」。
四、《五四運動》與四本書的關係
在《五四運動》的文末,李何林記有1947年10月完稿；再從錢歌川在該年秋天才開始籌劃出版這套小叢書來看，李何林可能在短短一兩個月就完成了這本書。扉頁雖然沒有「序言」，卻在最後一頁有一個「附白」，簡單交待了下面的內容：
『本書根據下列各書寫成，謹向各位編著者致謝：
《中國新文學大系導論集》蔡元培等著
《新文學概要》吳文祺著
《近代中國啟蒙運動史》何幹之著
《中國近代史》李鼎聲編』
只要仔細比對《五四運動》與這四本書的內容，不難發現，《五四運動》的確大量採用了這四本書的部分章節。雖然有的地方在字句上，或在起承轉折上有些潤飾修改，但有的部分幾乎全段採用。粗略估計，全書的一半內容採用了這四本書的部份章節段落。然而，全體來看，全書的架構和詮釋，以及大半的內容確是李何林的創作。雖然該書的封書或廣告，都寫李何林「編」；但實際上，除了「編」之外還有「著」的部分，因此用「編著」比較合乎事實。
下面簡單說明《五四運動》採用上述四本書的實際情形：
(一)採用了李鼎聲（註2）《中國近代史》的部份。
在第一章「五四運動」的經過中(p.1~2)，部分採用了李著有關「五四運動」的章節（P.239）。
(二)採用了《中國新文學大系導論集》（註3）的部份。
書中在討論到「中國工商資產階級和知識份子的合作決定了五四運動的性質和限度」的部分(P.12-14)，李何林完全採用了《中國新文學大系導論集》中，洪深在《現代戲劇導論》文中的三個原因的說明（P.229~231）。
(三)採用吳文祺(註4)《新文學概要》的部分。
在討論到五四運動「促成了新文學運動的初步成功」的一節（P.24~25，P.28~29），李何林採用了吳著的P.23,25,28,32等部份的段落。
(四)採用了何幹之（註5）《近代中國啟蒙運動史》的部份。這是李何林採用最多的一本書。
在第二章「五四運動發生的原因」中，除了經濟方面這一節之外，政治、外交、文化思想各節（P.5~P.9），都大量採用了何著的內容（P.94~97，P.28，P.70）。
在第三章「五四運動的影響」中的第二節（P.15~21），幾乎全面採用了何著第四章「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內容（P.98~99，P.106~108，P.121~123，P.128~130，P.135~140）。
最後，在有關周作人和魯迅的部分（P.26~27），也部份採用了何著的內容（P.148~150）。
何幹之在1937年前後出版的這本《近代中國啟蒙運動史》，對當時的李何林影響很大。甚至連李何林於1939年完成的名著《近二十年中國文藝思潮論》，其「緒編」的第二段和第三段，也都全面採用了何著第四章中（P.85,86）的部份段落。
五、關於「五四運動的性質和社會基礎」問題
李何林在這本書中怎麼看「五四運動的性質和社會基礎」呢？在書中的二段話有概括的說明：
「在社會發展史上講，五四運動是反封建的中國新興市民階段（資產階級）運動的性質；它的社會基礎，主要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發展起來的中國民族工業以及代表它的市民階級和知識份子」（P.4）
「是商工資產階級與知識份子合作的反封建運動……他們兩方面的合作，決定了五四運動的性質和限度」(P.12)
與李何林相近的觀點，也出現在李鼎聲的《中國近代史》中，譬如該書指出：
「五四運動是辛亥革命後，中國民族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的民族覺醒及要求民族解放的運動」。(P.24)
「五四運動中，站在前線的戰士主要的還是一批小資產階級的知識份子，當時勞動階級的勢力尚未抬頭，所以在運動中未曾起主要的領導作用」。（P.242）
雖然何幹之的《近代中國啟蒙運動》，對於五四運動的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性質，沒有很明確的說明；但是他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論述，也都是放在當時中國新興民族工業的具體脈絡中來說明的；譬如他說：
「中國民族資本，在帝國主義壓迫的放鬆中興起了這一民族資本的全盛期，引起了被稱為文藝復興的五四運動來了」。(P.9)
「正確地說，文化使命，就是適應著民主運動的啟蒙工作。民主、科學、人的解放、反對禮教，文學改革，誰敢說不是資本主義文化運動」。(P.99)
何幹之在這裏間接表明了，五四新文化運動是「資本主義文化運動」。
雖然，李何林在1950年5月寫的〈「近二十年中國文藝思潮論」自評〉中，部分否定了上述有關五四運動性質的觀點，而有新的看法；但是在這篇「自評」中，也指出了這樣的事實：
「我當時的看法是：五四運動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乘機發展起來的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資產階級的反帝反封建運動；五四時代的新文化運動，也是以資產階級思想佔優勢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運動（在蔣管區的進步文化界有這鍾看法的人很多。1937年左右出版的何幹之同志的《近代中國啟蒙運動史》也是這種看法）」。
李何林在台灣期間編著的這本《五四運動》，當然屬於「在蔣管區的進步文化」範圍，不可避免地帶著蔣管區的言論局限。然而，它也可說是『蔣管區』進步文化的最後一聲呐喊。進入了1948年，像李何林這樣的進步文化人已不可能在「蔣管區」存在。到了1949年底，在台灣這個「蔣管區」，連何幹之的《近代中國啟蒙運動史》這樣的進步書籍，都遭到「禁書」的命運。
不管從「編」或「著」的那方面來看，李何林的《五四運動》十分成熟地繼承並運用了「科學唯物論」，從社會經濟基礎上，以及政治文化歷史的具體脈絡中去闡述五四運動。是一本至今仍具學習價值的五四運動專著。
六、《五四運動》在台灣的兩層重要意義
首先：它是台灣第一本有關五四運動的專書。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後，其思想革命很快波及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尤其對台灣的新文化、新文學的誕生，起了變革性的影響。就如楊雲萍在〈五四運動對台灣的影響〉（《台灣之聲》1948年10月1日）中所說的。
「五四運動的潮流，已突破日本統治者苦心經營的『堤防』，而流入台灣的島內了！」
譬如,在1923年1月出版的《台灣青年》月刊，出現了二篇值得注目的文章：一是黃呈聰的〈論普及白話文的使命〉，另一是黃朝琴的〈漢文改革論〉，大力介紹了中國白話文普及的狀況，鼓吹在台灣使用白話文，遂引發了台灣的「文字改革運動」。同年《台灣民報》創刊，首先刊出了許秀湖的〈中國新文學運動的過去現在與未來〉，簡要地介紹中國新文學運動的情形；接著，有張我軍先生的幾篇攻擊舊文學並介紹中國新文學的批評文章，引起了台灣新舊文學的論爭。直到1926年，《台灣民報》新年號,出現了兩篇白話文的創作小說（一是賴和的〈鬥鬧熱〉，另一是楊雲萍的〈光臨〉）後，台灣的白話文新文學才正式誕生。
雖然五四運動這樣深刻地影響了台灣文化、文學的變革，但是台灣文化界一直沒有出現過一本有系統的有史觀的，並且全面性的，介紹五四運動的文章或書籍。台灣光復復歸祖國後，終於在李何林手中完成了這麼一本介紹五四運動的專書；它在台灣的文化界想史上是一本重要的著作。
其次，它在台灣的二二八事件後不久出版，又有更深一層的意義。二二八事件，主要是由於台灣殖民歷史的負債和光復後國民黨政府的顢頇無能所造成，另外，當時國民黨政府開始發動國共內戰的動蕩局勢，也是重要的結構性因素。二二八事件爆發後的第三天，一九四七年三月二日，香港《華商報》社論〈半個中國黑暗了！〉，沉重指出：
「二十八日（按：就是台灣發生二二八事件當日），南京、上海、重慶的中共代表團及聯絡人員，被政府軍警機關限期撤退，中共在重慶的機關報新華日報被限令停刊……這是國民黨正式宣告反共，正式宣告推翻政協路線，取消與全國各黨各派和平協商以實現和平團結和平統一的政策，這也是國民黨當局正式宣告今後的政策是反共、反人民、獨裁！」
不久，上海發生了「五二○事件」，七月國民黨政府宣佈全國進入「戡亂總動員」，十月二十七日宣佈中國民主同盟為非法團體。
台灣當然也進入了同樣的國共內戰的動盪局勢中。二二八事件後不久台灣官民共同組成了配合國民黨當局政策的「台灣省新文化運動委員會」，台灣文化界籠罩在一片的陰霾中。在這樣的髙壓氣氛下恰逢一九四七年的五月四日，許壽裳在《台灣新生報》發表了〈台灣需要一個新的五四運動〉，呼籲：
「我想我們台灣也需要一個新的五四運動，把以往所受的日本毒素全部肅清，同時提倡民主，發揚科學，於五四時代的運動目標以外，需要提倡道德，發揚民族主義。從這幾個要點看來，它的價值和任務是要比從前那個運動更大，更艱巨，更迫切啊！」
許壽裳先生的台灣需要「新五四運動」的呼籲，在一片反動的陰霾中揭開了一方晴空，指出了不同於當局的文化路線；這個文化路線,在一九四八年的「如何建設台灣新文學」文學論戰（註6）中，五四運動也是一個重要的論戰議題。實際上，當時國民黨台灣省黨部也還在形式上紀念五四，不過它只片面宣揚五四的民族主義，跟許壽裳和李何林的五四觀截然不同。許壽裳的思想和作風本就是五四民主精神的實踐，再加上他積極把魯迅精神帶到台灣來，終遭台灣當道所忌。
李何林在此時完成《五四運動》，可以說呼應了許壽裳的呼籲。他用社會科學的觀點全面介紹了五四運動，破除國民黨片面的五四宣傳，使台灣民眾得以在文化陰霾中正確地認識五四運動，汲取五四運動的真精神。
七、李何林在台期間的其他文化活動
李何林在台灣的一年半期間，除了編著了《五四運動》一書之外，還有下面幾方面的活動：
(一)領導中國民主同盟在台灣的地下工作。
據李何林的生平自述：在他於1946年出發來台之前，經南京時，到民盟中央見了組織部長周新民，被周委以領導民盟在台地下工作。到台灣後，他與十幾位到台民盟成員保持了單線聯絡，但並未成立組織。
(二)一九四七年七月十五日，李何林參加「台灣文化協進會」主辦的「中國現代文學叢書」編譯商討會。其他出席者，還有省籍作家黃得時，賴明弘，張冬芳等人。
(三)擔任「中國現代文學講座」講師。
1947年底,經過許壽裳的多方安排，「台灣文化協進會」舉辦了一系列的「中國現代文學講座」。從一九四七年的十二月十二日到二十二日，連續十天在台北市福星國民學校舉行。講師大多由台灣大學教授擔任。該講座依序為：
李竹年〈台大副教授〉，講題「近三十年中國文學發展概要」。
台靜農〈台大教授〉，講題「新舊文學之演變」。
李霽野（台大教授），講題「西洋文學介紹」。
錢歌川（台大文學院院長），講題「散文」。
雷石榆（台大副教授），講題「詩歌」。
洗群（上海「觀眾演出公司」理事），講題「戲劇」。
黃得時（台大副教授），講題「中國現代小說」。
講座由李何林首先開講，在十二日、十三日連續二天講了「近三十年中國文學發展概要」。據「李何林年譜」（《李何林全集》第五卷）記載：「一九四七年一月，發現《近二十年中國文藝思潮論》在台灣公開出售，有意編寫《近三十年中國文藝思潮論》，開始搜集『後十年』的材料」。由此可見，李何林在該講座講授的內容，包括了他一年間在台灣搜集「後十年」材料的成果。再依據當時的《台灣新生報》報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三日）：
「李氏將我們近三十年之文學發展分為：
1.反封建反帝國主義時期（自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六年止）
2.反漢奸及反日本帝國主義時期（自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六年止）
3.抗戰及勝利以來的反法西斯及民主主義運動時期（自一九三七年到今）
並就此三期加以評論分析及解釋。」
由該報導可知，當時李何林已將「後十年」（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七年）的文學運動，定位為「反法西斯及民主主義運動時期」。
(四)發表〈讀「魯訊書簡」〉（《台灣文化》二卷二期，一九四七年二月五日）（注7）。
據《許壽裳日記》記載：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三日，許壽裳公子許世瑛從上海搭「台南號」抵台，「帶來景宋信附書簡、全集補遺各一冊，又各四冊囑轉靜農、霽野、何林、建功」。由此可知，許廣平把剛出版的《魯迅書簡》托許世瑛帶數本到台灣，其中一本送給了李何林。李何林在一個月內讀完了這本五十萬字的書簡，於一九四七年一月十日寫了這篇讀後感，以李何林之名發表在《台灣文化》。
該文呈現了李何林對魯訊精神的準確掌握和深刻理解，鮮明地突出了魯迅「為受壓迫者，為一切不幸者，為中國人民艱苦奮鬥」的形象。他說：
「這些信就證明著魯迅先生徹頭徹尾是一個對一切不幸者慈祥博愛的人道主義作家，中國人民歡迎魯迅先生對一切蒼蠅蚊子『尖酸刻薄』，反對對一切吸血者的什麼『中庸』和『忠厚』之道。」
「我們從這些信裏面，看見魯迅先生的細心和沉著，靱戰和苦戰的精神，看見他處處實事求是，不尚空談，腳踏實地，一步步做去，一個清醒的現實主義者所走的道路。」
這樣的讀後感，也表達了李何林對於魯迅逝世十周年後當時中國混亂現實的批評吧！
(五)發表〈讀「中國文學史綱」〉（分別刊登於《台灣文化》二卷五期，一九四七年八月一日。《文藝春秋》四卷六期，一九四七年六月十五日）（註8）。
這篇文章應該是李何林任職台灣省編訳館期間完成的，因為文未記有「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它先以「李何林」名刊登在上海《文藝春秋》四卷六期（一九四七年六月十五日），後又以「李竹年」名刊登在《台灣文化》二卷五期（一九四七年八月一日）。
對於該文先後刊出的原因，《台灣文化》主編楊雲萍，在「編後記」有說明：
「這篇在《文藝春秋》六月號，已發表過，但是本誌不是從《文藝春秋》轉載的；李先生的大稿，假如本誌沒有受到二二八事件的影響，它的刊出當更早於《文藝春秋》。」
李何林在該文立場鮮明地盛讚譚丕模（註9）的這本《中國文學史綱》是：「用「科學唯物論」的方法和觀點，從事中國文學史寫作的第一本」
他指出該書的最大特點是：
「利用中國社會史研究的成果，根據中國歷史的發展階段，來解釋各時期的文學現象，但不失之於機械的唯物論，或籠統簡單的以經濟基礎去解釋文學現象。」
李何林進一步闡明了他在該文中不下十次提到的「科學的唯物論」的觀點：
「確定了每一階段的社會性質，才能瞭解每一階段人與人的社會關係（即階級關係），以這種社會關係為中心或基礎，才能正確的去解釋一切文化學術思想或文藝現象。二十年來世界上新的唯物論使中國人民對歷史和現實的本質睜開了眼睛，它揭去了統治階級對歷史和現實所加給的一切面紗。」
李何林在該文想突出的觀點,就是這個典型的「科學的唯物論」；通過這篇書評他鮮明地闡述了自己的馬克思主義的文藝觀。當時,在國共內戰再起的「國統區」台灣，而且在二二八事件剛過去的台灣，國民黨政府正急速轉向反共法西斯統治的當頭，這種觀點十分顯眼，也帶有一定的危險性。
怪不得《台灣文化》編者楊雲萍，在「編後記」中意有所指地記上一筆說：
「李竹年先生的「讀中國文學史綱」，不只是一篇所謂「書評」而已，可說是一篇很重要的中國文學史方法論」。
八、結語
一九四五年，台灣光復復歸祖國後，許多受五四洗禮的大陸文化人或青年知識份子先後來到台灣，與台灣文化人共同從事台灣的文化教育建設工作。其中，較著名的有許壽裳、黎烈文、魏建功、台靜農……等人，更有中青代文化人如雷石榆（詩人）、黃榮燦（木刻家）、陳大禹（戲劇家）、范壽康（哲學家教育家）、錢歌川（文學家教育家）、呂熒（文藝評論家）、姚隼（小說家）……等無計其數；李何林是其中一人。
然而，戰後和平的時間像晨曦，很短暫。一九四七年起，隨著國共內戰的進展，全國的文化人又開始大流徙。有人從北往南，從上海到香港；有人從南往北，從國統區到解放區。一九四八年起，海峽兩岸開始文化大挪移；左往右來，國民黨系文人紛紛來台，「新民主主義」文人倉促離台；走不了的如黎烈文、台靜農等人，自此緘默。李何林是這樣行色匆匆的大文化潮流中的一位。
雖然時間短暫，行色匆匆，但是他們像春天怒放的花朵，夏天嘶唱的蟬聲，在台灣施展長才拼命工作，留下了現代中國進步文化思想的足跡。
無疑的，它是中國新民主主義文化中的「異彩」。
註釋：
註1：
錢歌川（1903~1990），湖南湘潭人，著名散文家英國文學家、翻譯家、英文教育家。著有《北平夜話》、《文藝概論》等；英訳有哈代《娛妻記》、托爾斯泰《安娜哀史》、愛倫坡《黑貓》等。1920年就讀日本東京髙等師範學院，1929年入上海中華書局，參與主編《新中華》雜誌，曾與魯迅、茅盾、郭沫若、田漢等文化名人交往。1936年留學英國倫敦大學。回國後擔任武漢大學，東吳大學教授，後任職教育部。1947年4月來台任台灣大學文學院長，後轉往台南成功大學任教。1964年應聘新加坡任教，1990年病逝紐約。
註2：
李鼎聲（1907~1966），原名李平心，江西南昌人，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3年9月，以李鼎聲筆名撰寫了這本《中國近代史》（由光明書局出版）。該書闡述了自鴉片戰爭以來，至1931年「九一八事件」，1933年「一二八事件」日本侵犯熱察為止的近百年史，是中國第一本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論編寫的完整的近代史。以後陸續有學者，如范文瀾、陳恭碌等的著作，也以「中國近代史」為書名。
註3：
此書乃集中國新文學大系十冊中所載各篇導言而成。內有蔡元培的總序一篇，胡適、茅盾、魯迅、洪深等的導言九篇，是第一個十年間中國新文學各部門綜合的研究。一九四○年初版，由上海良友復興圖書印刷公司印行。
註4：
吳文祺（1901~1991），浙江海寧人，文史學家、語言文學學家。
註5：
何幹之（1906~1969），廣東台山人，本名譚毓均，傑出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1929年入日本早稻田大學經濟科，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回國，參加中國社會性質和社會史問題論戰。抗戰時期先後在陝北公學、華北聯合大學、延安大學和華北大學從事教學工作。
何幹之早在三十年代就先後完成了《中國經濟讀本》、《中國社會性質問題論戰》、《中國社會史問題論戰》、《中國社會經濟架構》、《近代中國啟蒙運動史》等影響深遠的著作，對當時的中國革命起著重要的作用。這些著作最早用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論，深入闡發了中國社會性質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同時論定了中國現階段革命的性質是反帝反封建的「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新的民主革命」。
《近代中國啟蒙運動史》，是中國最早用馬克思主義唯物論，有系統地論述自鴉片戰爭到抗戰為止，近百年的中國近代思想運動的歷史。初出版於三十年代末期。
註6：
主要發生在一九四八年的《台灣新生報》副刊「橋」上的大型文學論戰。論戰持續到一九四九年四月，圍繞著「如何建設台灣新文學」共有五十多篇論戰文章。可參考《 1947-1949台灣文學問題議論集》, 曾健民.陳映真編 〈人間出版社〉。
註7：
《李何林全集》第五卷中的「李何林年譜」，誤記了該文刊載於上海《文藝春秋》。收入全集第一卷的該文文後的記載才是正確的。
註8：
《李何林全集》第四卷收錄該文，但是在文後誤記為「一九四八年二月於台灣大學，載於《文藝春秋》六卷四期」。
註9：
譚丕模（1899~1958），湖南祁陽人。北京髙等師範國文系畢業後，曾擔任《晨報》編輯和副刊主編，「九一八」後抗身反帝抗日愛國運動，一九三七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一九五三年回母校北京師大任中國文學教研室主任。
一九三二年出版《新興文藝概論》
一九三三年出版《中國文學史綱》
一九三六年出版《宋元明思想史綱》
一九五八年出版《中國文學史稿》
二○一○年八月二十三日完稿 本文發表在《魯迅研究月刊》九月號
在討論《五四運動》這本書之前，先簡單說明李何林的來台經過。
李何林是受李霽野先生之邀，以「李竹年」的化名，於一九四六年年底抵台（据「許壽裳日記」，李何林應該在十二月十三日之前抵達）。在許壽裳主持的台灣省編譯館擔任編審，和李霽野同在「世界名著翻譯組」工作，負責翻譯俄國作家阿克沙柯夫的小說《我的學校生活》。抵台二個月便逢二二八事件。事件後，一九四七年五月十六日，省編譯館遭繼陳儀就任台灣省主席的魏道明裁撤。編譯館裁撤後，許壽裳答應台大校長的聘請擔任該校中文系主任（文學院院長是錢歌川），同時推薦了李何林和李霽野分別到台大中文系和外文系任教。李何林從一九四七年八月一日起擔任台大中文系副教授，一直到一九四八年年初因為許壽裳遭殺害，再加上他領導的民盟成員身份暴露，深感危險，而於四月十五日倉促離開台灣。短短的一年半時間，李何林在台灣文化留下了深深的足跡。
三、錢歌川主編的「中華民國歷史小叢書」
《五四運動》是一本長18公分寬13公分，厚僅30頁左右的小叢書。是當時擔任台灣大學文學院院長的錢歌川所主編的「中華民國歷史小叢書」第五種。現在已知的這套歷史小叢書，除了李何林的這本《五四運動》之外,還有下面幾本：
《二十一條》吳一心編 《五卅慘案》阮淵澄編 《國民革命軍北代》淩則民編 《一二八淞滬抗戰》華白編 《國軍遠征緬甸》李鋆培編 《遷都重慶》趙授承編 《開羅會議》李季谷編 《太平洋戰爭爆發》朱子容編 《日本無條件投降》劉世模編 《台灣光復》謝康編
就現有資料看，這套小叢書有台灣版和上海版兩種版本。譬如李何林的《五四運動》，台灣版是在1947年12月出版，上海版則是在1948年9月出版。雖然兩種版本都是由「上海大成出版公司」出版：但台灣版是由台北市的「和平印刷所」印刷，上海版是由上海「中聯印刷公司」印刷。而且，兩版封面不同，錢歌川寫的「發刊旨趣」也各有不同之處。台灣版的「發刊旨趣」，完全是針對台灣光復後以及二二八事件後的現實而作，上海版則並不如此。台灣版「旨趣」，先從滿清割台丘滄海（逢甲）先生作離台詩寫憤說起，接著指出：
「在日本佔領台灣的時候，為阻止我台灣同胞發生故國之思，竭力不使他們知道中國的事情，以致民國以來，國家大事，尤其是七七抗戰，國人的壯烈犧牲……我台胞幾乎全不知道。」
「敝人等有鑒於此，特邀請專家執筆，編纂中華民國歷史小叢書，自辛亥革命至最近頒佈憲法，以平易的字句，敘正確的史實，目的在使讀者得到國人所應有的常識，我台胞如能由此而增進對祖國的瞭解，尤其是我們所冀望的。」
錢歌川在1947年4月到台灣，擔任台灣大學第一任文學院院長（在他之前，文學院院長由哲學系教授兼先修班主任的台籍學者林茂生代理，林不幸於二二八事件中遇害）。錢到任不久的秋間，就開始籌劃出版這套歷史小叢書。當時李何林也恰好擔任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也許是這個緣故,受錢之託編寫了這本《五四運動》。
從「旨趣」來看，錢歌川編這套歷史叢書，主要是為了使剛回歸祖國的台灣同胞知道「民國以來大事」。另一方面，當時二二八事件剛平息，台灣社會在緘默的表面下仍潛藏者深刻的省籍矛盾，以及對國民政府的離心感情；這套叢書的出版，從其構成和歷史觀點來看，除了為使台胞「增進對祖國的瞭解」之外，也有為了弭平離心感情的「冀望」。
四、《五四運動》與四本書的關係
在《五四運動》的文末,李何林記有1947年10月完稿；再從錢歌川在該年秋天才開始籌劃出版這套小叢書來看，李何林可能在短短一兩個月就完成了這本書。扉頁雖然沒有「序言」，卻在最後一頁有一個「附白」，簡單交待了下面的內容：
『本書根據下列各書寫成，謹向各位編著者致謝：
《中國新文學大系導論集》蔡元培等著
《新文學概要》吳文祺著
《近代中國啟蒙運動史》何幹之著
《中國近代史》李鼎聲編』
只要仔細比對《五四運動》與這四本書的內容，不難發現，《五四運動》的確大量採用了這四本書的部分章節。雖然有的地方在字句上，或在起承轉折上有些潤飾修改，但有的部分幾乎全段採用。粗略估計，全書的一半內容採用了這四本書的部份章節段落。然而，全體來看，全書的架構和詮釋，以及大半的內容確是李何林的創作。雖然該書的封書或廣告，都寫李何林「編」；但實際上，除了「編」之外還有「著」的部分，因此用「編著」比較合乎事實。
下面簡單說明《五四運動》採用上述四本書的實際情形：
(一)採用了李鼎聲（註2）《中國近代史》的部份。
在第一章「五四運動」的經過中(p.1~2)，部分採用了李著有關「五四運動」的章節（P.239）。
(二)採用了《中國新文學大系導論集》（註3）的部份。
書中在討論到「中國工商資產階級和知識份子的合作決定了五四運動的性質和限度」的部分(P.12-14)，李何林完全採用了《中國新文學大系導論集》中，洪深在《現代戲劇導論》文中的三個原因的說明（P.229~231）。
(三)採用吳文祺(註4)《新文學概要》的部分。
在討論到五四運動「促成了新文學運動的初步成功」的一節（P.24~25，P.28~29），李何林採用了吳著的P.23,25,28,32等部份的段落。
(四)採用了何幹之（註5）《近代中國啟蒙運動史》的部份。這是李何林採用最多的一本書。
在第二章「五四運動發生的原因」中，除了經濟方面這一節之外，政治、外交、文化思想各節（P.5~P.9），都大量採用了何著的內容（P.94~97，P.28，P.70）。
在第三章「五四運動的影響」中的第二節（P.15~21），幾乎全面採用了何著第四章「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內容（P.98~99，P.106~108，P.121~123，P.128~130，P.135~140）。
最後，在有關周作人和魯迅的部分（P.26~27），也部份採用了何著的內容（P.148~150）。
何幹之在1937年前後出版的這本《近代中國啟蒙運動史》，對當時的李何林影響很大。甚至連李何林於1939年完成的名著《近二十年中國文藝思潮論》，其「緒編」的第二段和第三段，也都全面採用了何著第四章中（P.85,86）的部份段落。
五、關於「五四運動的性質和社會基礎」問題
李何林在這本書中怎麼看「五四運動的性質和社會基礎」呢？在書中的二段話有概括的說明：
「在社會發展史上講，五四運動是反封建的中國新興市民階段（資產階級）運動的性質；它的社會基礎，主要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發展起來的中國民族工業以及代表它的市民階級和知識份子」（P.4）
「是商工資產階級與知識份子合作的反封建運動……他們兩方面的合作，決定了五四運動的性質和限度」(P.12)
與李何林相近的觀點，也出現在李鼎聲的《中國近代史》中，譬如該書指出：
「五四運動是辛亥革命後，中國民族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的民族覺醒及要求民族解放的運動」。(P.24)
「五四運動中，站在前線的戰士主要的還是一批小資產階級的知識份子，當時勞動階級的勢力尚未抬頭，所以在運動中未曾起主要的領導作用」。（P.242）
雖然何幹之的《近代中國啟蒙運動》，對於五四運動的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性質，沒有很明確的說明；但是他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論述，也都是放在當時中國新興民族工業的具體脈絡中來說明的；譬如他說：
「中國民族資本，在帝國主義壓迫的放鬆中興起了這一民族資本的全盛期，引起了被稱為文藝復興的五四運動來了」。(P.9)
「正確地說，文化使命，就是適應著民主運動的啟蒙工作。民主、科學、人的解放、反對禮教，文學改革，誰敢說不是資本主義文化運動」。(P.99)
何幹之在這裏間接表明了，五四新文化運動是「資本主義文化運動」。
雖然，李何林在1950年5月寫的〈「近二十年中國文藝思潮論」自評〉中，部分否定了上述有關五四運動性質的觀點，而有新的看法；但是在這篇「自評」中，也指出了這樣的事實：
「我當時的看法是：五四運動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乘機發展起來的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資產階級的反帝反封建運動；五四時代的新文化運動，也是以資產階級思想佔優勢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運動（在蔣管區的進步文化界有這鍾看法的人很多。1937年左右出版的何幹之同志的《近代中國啟蒙運動史》也是這種看法）」。
李何林在台灣期間編著的這本《五四運動》，當然屬於「在蔣管區的進步文化」範圍，不可避免地帶著蔣管區的言論局限。然而，它也可說是『蔣管區』進步文化的最後一聲呐喊。進入了1948年，像李何林這樣的進步文化人已不可能在「蔣管區」存在。到了1949年底，在台灣這個「蔣管區」，連何幹之的《近代中國啟蒙運動史》這樣的進步書籍，都遭到「禁書」的命運。
不管從「編」或「著」的那方面來看，李何林的《五四運動》十分成熟地繼承並運用了「科學唯物論」，從社會經濟基礎上，以及政治文化歷史的具體脈絡中去闡述五四運動。是一本至今仍具學習價值的五四運動專著。
六、《五四運動》在台灣的兩層重要意義
首先：它是台灣第一本有關五四運動的專書。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後，其思想革命很快波及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尤其對台灣的新文化、新文學的誕生，起了變革性的影響。就如楊雲萍在〈五四運動對台灣的影響〉（《台灣之聲》1948年10月1日）中所說的。
「五四運動的潮流，已突破日本統治者苦心經營的『堤防』，而流入台灣的島內了！」
譬如,在1923年1月出版的《台灣青年》月刊，出現了二篇值得注目的文章：一是黃呈聰的〈論普及白話文的使命〉，另一是黃朝琴的〈漢文改革論〉，大力介紹了中國白話文普及的狀況，鼓吹在台灣使用白話文，遂引發了台灣的「文字改革運動」。同年《台灣民報》創刊，首先刊出了許秀湖的〈中國新文學運動的過去現在與未來〉，簡要地介紹中國新文學運動的情形；接著，有張我軍先生的幾篇攻擊舊文學並介紹中國新文學的批評文章，引起了台灣新舊文學的論爭。直到1926年，《台灣民報》新年號,出現了兩篇白話文的創作小說（一是賴和的〈鬥鬧熱〉，另一是楊雲萍的〈光臨〉）後，台灣的白話文新文學才正式誕生。
雖然五四運動這樣深刻地影響了台灣文化、文學的變革，但是台灣文化界一直沒有出現過一本有系統的有史觀的，並且全面性的，介紹五四運動的文章或書籍。台灣光復復歸祖國後，終於在李何林手中完成了這麼一本介紹五四運動的專書；它在台灣的文化界想史上是一本重要的著作。
其次，它在台灣的二二八事件後不久出版，又有更深一層的意義。二二八事件，主要是由於台灣殖民歷史的負債和光復後國民黨政府的顢頇無能所造成，另外，當時國民黨政府開始發動國共內戰的動蕩局勢，也是重要的結構性因素。二二八事件爆發後的第三天，一九四七年三月二日，香港《華商報》社論〈半個中國黑暗了！〉，沉重指出：
「二十八日（按：就是台灣發生二二八事件當日），南京、上海、重慶的中共代表團及聯絡人員，被政府軍警機關限期撤退，中共在重慶的機關報新華日報被限令停刊……這是國民黨正式宣告反共，正式宣告推翻政協路線，取消與全國各黨各派和平協商以實現和平團結和平統一的政策，這也是國民黨當局正式宣告今後的政策是反共、反人民、獨裁！」
不久，上海發生了「五二○事件」，七月國民黨政府宣佈全國進入「戡亂總動員」，十月二十七日宣佈中國民主同盟為非法團體。
台灣當然也進入了同樣的國共內戰的動盪局勢中。二二八事件後不久台灣官民共同組成了配合國民黨當局政策的「台灣省新文化運動委員會」，台灣文化界籠罩在一片的陰霾中。在這樣的髙壓氣氛下恰逢一九四七年的五月四日，許壽裳在《台灣新生報》發表了〈台灣需要一個新的五四運動〉，呼籲：
「我想我們台灣也需要一個新的五四運動，把以往所受的日本毒素全部肅清，同時提倡民主，發揚科學，於五四時代的運動目標以外，需要提倡道德，發揚民族主義。從這幾個要點看來，它的價值和任務是要比從前那個運動更大，更艱巨，更迫切啊！」
許壽裳先生的台灣需要「新五四運動」的呼籲，在一片反動的陰霾中揭開了一方晴空，指出了不同於當局的文化路線；這個文化路線,在一九四八年的「如何建設台灣新文學」文學論戰（註6）中，五四運動也是一個重要的論戰議題。實際上，當時國民黨台灣省黨部也還在形式上紀念五四，不過它只片面宣揚五四的民族主義，跟許壽裳和李何林的五四觀截然不同。許壽裳的思想和作風本就是五四民主精神的實踐，再加上他積極把魯迅精神帶到台灣來，終遭台灣當道所忌。
李何林在此時完成《五四運動》，可以說呼應了許壽裳的呼籲。他用社會科學的觀點全面介紹了五四運動，破除國民黨片面的五四宣傳，使台灣民眾得以在文化陰霾中正確地認識五四運動，汲取五四運動的真精神。
七、李何林在台期間的其他文化活動
李何林在台灣的一年半期間，除了編著了《五四運動》一書之外，還有下面幾方面的活動：
(一)領導中國民主同盟在台灣的地下工作。
據李何林的生平自述：在他於1946年出發來台之前，經南京時，到民盟中央見了組織部長周新民，被周委以領導民盟在台地下工作。到台灣後，他與十幾位到台民盟成員保持了單線聯絡，但並未成立組織。
(二)一九四七年七月十五日，李何林參加「台灣文化協進會」主辦的「中國現代文學叢書」編譯商討會。其他出席者，還有省籍作家黃得時，賴明弘，張冬芳等人。
(三)擔任「中國現代文學講座」講師。
1947年底,經過許壽裳的多方安排，「台灣文化協進會」舉辦了一系列的「中國現代文學講座」。從一九四七年的十二月十二日到二十二日，連續十天在台北市福星國民學校舉行。講師大多由台灣大學教授擔任。該講座依序為：
李竹年〈台大副教授〉，講題「近三十年中國文學發展概要」。
台靜農〈台大教授〉，講題「新舊文學之演變」。
李霽野（台大教授），講題「西洋文學介紹」。
錢歌川（台大文學院院長），講題「散文」。
雷石榆（台大副教授），講題「詩歌」。
洗群（上海「觀眾演出公司」理事），講題「戲劇」。
黃得時（台大副教授），講題「中國現代小說」。
講座由李何林首先開講，在十二日、十三日連續二天講了「近三十年中國文學發展概要」。據「李何林年譜」（《李何林全集》第五卷）記載：「一九四七年一月，發現《近二十年中國文藝思潮論》在台灣公開出售，有意編寫《近三十年中國文藝思潮論》，開始搜集『後十年』的材料」。由此可見，李何林在該講座講授的內容，包括了他一年間在台灣搜集「後十年」材料的成果。再依據當時的《台灣新生報》報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三日）：
「李氏將我們近三十年之文學發展分為：
1.反封建反帝國主義時期（自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六年止）
2.反漢奸及反日本帝國主義時期（自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六年止）
3.抗戰及勝利以來的反法西斯及民主主義運動時期（自一九三七年到今）
並就此三期加以評論分析及解釋。」
由該報導可知，當時李何林已將「後十年」（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七年）的文學運動，定位為「反法西斯及民主主義運動時期」。
(四)發表〈讀「魯訊書簡」〉（《台灣文化》二卷二期，一九四七年二月五日）（注7）。
據《許壽裳日記》記載：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三日，許壽裳公子許世瑛從上海搭「台南號」抵台，「帶來景宋信附書簡、全集補遺各一冊，又各四冊囑轉靜農、霽野、何林、建功」。由此可知，許廣平把剛出版的《魯迅書簡》托許世瑛帶數本到台灣，其中一本送給了李何林。李何林在一個月內讀完了這本五十萬字的書簡，於一九四七年一月十日寫了這篇讀後感，以李何林之名發表在《台灣文化》。
該文呈現了李何林對魯訊精神的準確掌握和深刻理解，鮮明地突出了魯迅「為受壓迫者，為一切不幸者，為中國人民艱苦奮鬥」的形象。他說：
「這些信就證明著魯迅先生徹頭徹尾是一個對一切不幸者慈祥博愛的人道主義作家，中國人民歡迎魯迅先生對一切蒼蠅蚊子『尖酸刻薄』，反對對一切吸血者的什麼『中庸』和『忠厚』之道。」
「我們從這些信裏面，看見魯迅先生的細心和沉著，靱戰和苦戰的精神，看見他處處實事求是，不尚空談，腳踏實地，一步步做去，一個清醒的現實主義者所走的道路。」
這樣的讀後感，也表達了李何林對於魯迅逝世十周年後當時中國混亂現實的批評吧！
(五)發表〈讀「中國文學史綱」〉（分別刊登於《台灣文化》二卷五期，一九四七年八月一日。《文藝春秋》四卷六期，一九四七年六月十五日）（註8）。
這篇文章應該是李何林任職台灣省編訳館期間完成的，因為文未記有「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它先以「李何林」名刊登在上海《文藝春秋》四卷六期（一九四七年六月十五日），後又以「李竹年」名刊登在《台灣文化》二卷五期（一九四七年八月一日）。
對於該文先後刊出的原因，《台灣文化》主編楊雲萍，在「編後記」有說明：
「這篇在《文藝春秋》六月號，已發表過，但是本誌不是從《文藝春秋》轉載的；李先生的大稿，假如本誌沒有受到二二八事件的影響，它的刊出當更早於《文藝春秋》。」
李何林在該文立場鮮明地盛讚譚丕模（註9）的這本《中國文學史綱》是：「用「科學唯物論」的方法和觀點，從事中國文學史寫作的第一本」
他指出該書的最大特點是：
「利用中國社會史研究的成果，根據中國歷史的發展階段，來解釋各時期的文學現象，但不失之於機械的唯物論，或籠統簡單的以經濟基礎去解釋文學現象。」
李何林進一步闡明了他在該文中不下十次提到的「科學的唯物論」的觀點：
「確定了每一階段的社會性質，才能瞭解每一階段人與人的社會關係（即階級關係），以這種社會關係為中心或基礎，才能正確的去解釋一切文化學術思想或文藝現象。二十年來世界上新的唯物論使中國人民對歷史和現實的本質睜開了眼睛，它揭去了統治階級對歷史和現實所加給的一切面紗。」
李何林在該文想突出的觀點,就是這個典型的「科學的唯物論」；通過這篇書評他鮮明地闡述了自己的馬克思主義的文藝觀。當時,在國共內戰再起的「國統區」台灣，而且在二二八事件剛過去的台灣，國民黨政府正急速轉向反共法西斯統治的當頭，這種觀點十分顯眼，也帶有一定的危險性。
怪不得《台灣文化》編者楊雲萍，在「編後記」中意有所指地記上一筆說：
「李竹年先生的「讀中國文學史綱」，不只是一篇所謂「書評」而已，可說是一篇很重要的中國文學史方法論」。
八、結語
一九四五年，台灣光復復歸祖國後，許多受五四洗禮的大陸文化人或青年知識份子先後來到台灣，與台灣文化人共同從事台灣的文化教育建設工作。其中，較著名的有許壽裳、黎烈文、魏建功、台靜農……等人，更有中青代文化人如雷石榆（詩人）、黃榮燦（木刻家）、陳大禹（戲劇家）、范壽康（哲學家教育家）、錢歌川（文學家教育家）、呂熒（文藝評論家）、姚隼（小說家）……等無計其數；李何林是其中一人。
然而，戰後和平的時間像晨曦，很短暫。一九四七年起，隨著國共內戰的進展，全國的文化人又開始大流徙。有人從北往南，從上海到香港；有人從南往北，從國統區到解放區。一九四八年起，海峽兩岸開始文化大挪移；左往右來，國民黨系文人紛紛來台，「新民主主義」文人倉促離台；走不了的如黎烈文、台靜農等人，自此緘默。李何林是這樣行色匆匆的大文化潮流中的一位。
雖然時間短暫，行色匆匆，但是他們像春天怒放的花朵，夏天嘶唱的蟬聲，在台灣施展長才拼命工作，留下了現代中國進步文化思想的足跡。
無疑的，它是中國新民主主義文化中的「異彩」。
註釋：
註1：
錢歌川（1903~1990），湖南湘潭人，著名散文家英國文學家、翻譯家、英文教育家。著有《北平夜話》、《文藝概論》等；英訳有哈代《娛妻記》、托爾斯泰《安娜哀史》、愛倫坡《黑貓》等。1920年就讀日本東京髙等師範學院，1929年入上海中華書局，參與主編《新中華》雜誌，曾與魯迅、茅盾、郭沫若、田漢等文化名人交往。1936年留學英國倫敦大學。回國後擔任武漢大學，東吳大學教授，後任職教育部。1947年4月來台任台灣大學文學院長，後轉往台南成功大學任教。1964年應聘新加坡任教，1990年病逝紐約。
註2：
李鼎聲（1907~1966），原名李平心，江西南昌人，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3年9月，以李鼎聲筆名撰寫了這本《中國近代史》（由光明書局出版）。該書闡述了自鴉片戰爭以來，至1931年「九一八事件」，1933年「一二八事件」日本侵犯熱察為止的近百年史，是中國第一本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論編寫的完整的近代史。以後陸續有學者，如范文瀾、陳恭碌等的著作，也以「中國近代史」為書名。
註3：
此書乃集中國新文學大系十冊中所載各篇導言而成。內有蔡元培的總序一篇，胡適、茅盾、魯迅、洪深等的導言九篇，是第一個十年間中國新文學各部門綜合的研究。一九四○年初版，由上海良友復興圖書印刷公司印行。
註4：
吳文祺（1901~1991），浙江海寧人，文史學家、語言文學學家。
註5：
何幹之（1906~1969），廣東台山人，本名譚毓均，傑出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1929年入日本早稻田大學經濟科，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回國，參加中國社會性質和社會史問題論戰。抗戰時期先後在陝北公學、華北聯合大學、延安大學和華北大學從事教學工作。
何幹之早在三十年代就先後完成了《中國經濟讀本》、《中國社會性質問題論戰》、《中國社會史問題論戰》、《中國社會經濟架構》、《近代中國啟蒙運動史》等影響深遠的著作，對當時的中國革命起著重要的作用。這些著作最早用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論，深入闡發了中國社會性質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同時論定了中國現階段革命的性質是反帝反封建的「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新的民主革命」。
《近代中國啟蒙運動史》，是中國最早用馬克思主義唯物論，有系統地論述自鴉片戰爭到抗戰為止，近百年的中國近代思想運動的歷史。初出版於三十年代末期。
註6：
主要發生在一九四八年的《台灣新生報》副刊「橋」上的大型文學論戰。論戰持續到一九四九年四月，圍繞著「如何建設台灣新文學」共有五十多篇論戰文章。可參考《 1947-1949台灣文學問題議論集》, 曾健民.陳映真編 〈人間出版社〉。
註7：
《李何林全集》第五卷中的「李何林年譜」，誤記了該文刊載於上海《文藝春秋》。收入全集第一卷的該文文後的記載才是正確的。
註8：
《李何林全集》第四卷收錄該文，但是在文後誤記為「一九四八年二月於台灣大學，載於《文藝春秋》六卷四期」。
註9：
譚丕模（1899~1958），湖南祁陽人。北京髙等師範國文系畢業後，曾擔任《晨報》編輯和副刊主編，「九一八」後抗身反帝抗日愛國運動，一九三七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一九五三年回母校北京師大任中國文學教研室主任。
一九三二年出版《新興文藝概論》
一九三三年出版《中國文學史綱》
一九三六年出版《宋元明思想史綱》
一九五八年出版《中國文學史稿》
二○一○年八月二十三日完稿 本文發表在《魯迅研究月刊》九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