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何林編著的《五四運動》及其在台文化活動(曾健民)

大約十年前，同樣是研究台灣光復史（1945~1949）的日本友人，民間學者橫地剛先生，曾經提及李何林先生（下面「先生」尊稱略去）在台期間曾寫過一本有關五四運動的書，希望能找到這本書。在台灣，五四運動一直起著重要的文化思想影響；從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新文化啟蒙運動起，一直到七十年代國民黨政府反共戒嚴體制下的民主運動，五四運動的思想都以不一樣的面貌起著重大的作用。特別在台灣光復期的「去殖民化、祖國化和民主化」的潮流中，五四運動更是一個重要的文化議題。如果李何林確實曾在台灣光復期寫過這樣一本專書，而且可以找到這本書的話，除了可以進一步瞭解他在台灣的文化活動之外，更可以進一步補白台灣戰後的文化思想史，更完整地呈現五四運動對台灣的影響。

我的抵抗與學問(劉進慶著、曾健民譯)

一、70歲的總括

人生在不知不覺中來到了古稀的大節日。一想起幼年時想像70歲老人的樣子，就自覺到自己竟然已活到今天這樣的高壽。回顧過去自己70年的人生之路到底是什麼？在這期間，充滿著波折發生無數的事情，真是一言難盡。而且，人一生的評價應該留給後世，自己去總結似乎有點奇怪。雖然如此，作為以研究學問為職業的人，有能力去分析別的事或別的人卻無法分析自己，這也是有點奇怪。我試著把自己當做客體，捨棄諸事的表象，歸納出貫穿自己一生的最普遍的單純的性格規定，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這樣仔仔細細地思考後，便想出了今天的這個題目。

參加《宋斐如文集》出版會的我感我思(曾健民)

台灣現代史最重要的一位思想家，一生從事抗日復省運動的愛國志士宋斐如先生，自從在二二八事件慘遭綁架沉屍以來，近六十年不但死因如謎，其生平事蹟以及龐大的著述也一直埋沒在歷史的荒湮中。台灣的文化界、學術界雖然偶爾有人談起，但卻僅止於談起，沒有人投入研究。

悼念劉進慶先生(曾健民)

十月二十六日，剛剛從一趟大陸行的勞頓中恢復過來，就從報紙得知劉進慶教授過世的消息，一時驚愕不敢相信，經向友人尋問，方才確認了噩耗無誤。雖然如此，仍無法自己地陷入反覆的思緒中，怎可能呢？記得才和他見過面，最近還不斷聽聞他已準備回台定居與大家一起工作，怎會過世了呢？

蠹魚的旅行日記：抵抗與學問(邱士杰)

2005年10月23日，東京經濟大學名譽教授劉進慶病逝於東京。轉眼，即將在本周滿五周年。

羅陀斯與玫瑰花(邱士杰)

按：辛亥革命在大陸的歷史學詮釋中有非常豐富的意涵，對於國民黨而言，也曾經有其自身的意涵。然而辛亥革命的這些具有中國屬性的意涵在今天的台灣幾乎失去意義。對今日的許多人來說，「雙十節」實際上是「台灣」國慶而非中國意義上的「中華民國」國慶。因此本文對這種心態，表達了一些感慨。

別來無恙(施善繼)

1.電敏兄，你啟程去到一個無風無雨沒有地址的所在。

[人間對談]日本的戰爭責任和台灣的「日本情懷」——從吉田信行的投書展開(陳映真與曾健民)

按：這篇由陳映真與曾健民兩位先生之間的對談整理而成的稿件，原載於1994年7月7日、8日的《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以下為當時的「人間副刊」原編者按：  「不久之前，甫上任的日本法務大臣永野茂門忽然對二次大戰發表了一番謬論，遭到亞洲各國的強烈反彈；永野也因此事件下台，日本人超田信行隨後投書本報，大意是：台灣人由於有特殊的「日本情懷」，在永野事件中對日本有比較「同情」的處理與了解……..吉田氏的「親台」言論，充滿了「反諷」，不免激起了更多的回響。今天適逢「七七」，本刊特別推出小說家陳映真和評論家曾健民的對談，就日本的戰爭責任與台灣人的「日本情懷」兩大話題，由政經結構、文化意識形態各方面作出犀利的批判，希望提供讀者一個共同思考的空間。」

台灣「日本情結」的歷史諸相——一個政治經濟學的視角(曾健民)

一、台灣的特殊社會意識

本刊［《思想》雜誌］編者最早給我的暫訂題目是：「台灣人的日本情懷」，後來編者把「情懷」改成了「情結」，本文認為使用「情結」較恰當；就中文文意，「情懷」與「情結」當然有很大的不同，「情懷」有思慕、懷念之意，特別是近年來，恆常站在主流意識的台灣媒體，只要有關台灣與日本的關係，都慣於使用「日本情懷」，這當然與台灣的主流政治有密切關係；至於「情結」則指比較複雜的感情，且它涵蓋了「情懷」，對於台灣重層曲折的對日感情來說，使用「日本情結」比較貼近客觀的事實。

為光復台灣而研究──評介《台灣研究季刊》(張鈞凱)

前言

《台灣研究季刊》創刊號封面

在陳水扁擔任台北市長期間，以官方 的力量，將10月25日「台灣光復節」改為「終戰紀念日」。「終戰」是日本官方不願承擔侵略亞洲國家的責任，以及不願接受「戰敗」結果而使用的詞彙。在李 登輝與陳水扁執政時期，為推行所謂的「本土化」教育政策，開始更改中小學社會科與歷史科的教材內容。1990年代中期，國中使用的《認識台灣》教科書，便 是此教育政策的濫觴。

自《認識台灣》教科書，到九年一貫社會科教材，再到高中九五、九八歷史課綱，吾人可以發現，台灣史談完日據時期（課本是使用「日治」一 詞），並沒有專章討論「台灣光復」，而是以「戰後」概括1945年以後的台灣政治變遷。「光復」僅成為漫長「戰後」政治發展的一小部分。以現行九年一貫社 會科教材為例，翰林版國中一年級下學期歷史科課本，「光復」只出現在「戰後政治變遷」一章中的一個標題，並不見於內文。而「戰後政治變遷」事實上是從行政 長官「大權在握」與「二二八事件」開始談起，並接著從戒嚴體制談到白色恐怖。

《旧金山和约》与所谓“台湾地位未定论”本质(曾健民)

1951-9-8日，美国的一手主导下，在旧金山举行了有52国参加的对日合约大会，结果有49个国家（包括日本）签订了《日美安全条约》翌年（1952年）日美之间又依据《日美安全条约》签订了秘密的《日美行政协定》。另外，在1952-4-28日，亦即对日和约生效的前7个小时，败退台湾的国民党中央政府与日本又缔结了双边的《华日和约》。这些都是根据《旧金山和约》所衍生出来的一系列条约，彼此互相关联、环环相扣。由这一系列条约所筑构起来的东亚的各种军事同盟，政治经济制度乃至文化体系，对战后东亚历史起着根本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故可称之为《旧金山和约》体制。

從歷史觀照現在，從現在通向未來──介紹黃宗智新書：《中國的隱性農業革命》(邱士杰)

　　作為一名中國經濟史專家，美籍華裔學者黃宗智始終是頗受爭議的人物。最近，這名長駐北京教學與研究的歷史學者向我們拋出許多值得思考的問題。

也是一段城南舊事──林海音與她的抗日「屘叔」林炳文(邱士杰)

　　古都北京，是二十世紀初期許多拒絕日本殖民統治的台灣人奔慕而往的地方。有些人去得早，比方知名作家許地山（1893~1941，台南人）。馬關割台之後不久，年幼的許地山便隨著全家遷往大陸，後來於一九一七年前往北京念大學。在安平上船離台之前，他的母親做了兩件事，一是去豬圈看看那隻無緣登上「天公壇」獻祭的公豬；另一件事則是去關帝廟求籤，問台灣何時才會歸回中國，「簽詩回答她底大意說，中國是像一株枯楊，要等到它底根上再發新芽底時候才有希望。」因此，許地山的母親「深信著台灣若不歸還中國，她定是不能再見到家門底。但她永遠不瞭解枯樹上發新枝是指什麼，這謎到她去世時還在猜著。」（註一）

戰爭的限制──日本進步歷史學家田中正俊的戰爭體驗(邱士杰)

一、從電影《零戰燃燒》談起

　　一九八四年，一部名為《零戰燃燒》的電影在日本上映。八零年代上映的這部電影，是六七零年代日本攝製的幾種戰爭電影──如《聯合艦隊》、《日本海大海戰》──的延續，都是事實上的軍國主義電影。這些電影都在傳達某種日本戰史的「榮光」，同時也在傳達某種「如果當初沒有這樣那樣做（比方對美開戰），戰爭也許就不會失敗」的「遺憾」。然而《零戰燃燒》的情節鋪陳與先前的電影頗不相同。該電影以太平洋戰爭期間日本軍方的工程師、技術人員與軍人所共同發明的「零式戰鬥機」的技術史為線索，描繪了日本在二次大戰期間展開戰爭時所遭遇的限制，並從這種限制中去汲取同類型電影歷來想要傳達的那種「遺憾」。

重新省視「社會性質」範疇──以「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為方法的思考筆記(邱士杰)

一般回顧「社會性質」等三次論戰時，常常把某種歷史階段論圖式，視為當時論爭的問題意識的基礎（當然，當時也可能確實這樣）。這種圖式的邏輯是這樣的：由於社會主義社會是資本主義社會之後的階段，因此，只要論證當時的中國社會是資本主義社會，便可論證社會主義革命的有效性；反之，如果論證當時的中國社會不是資本主義社會，則可論證民主主義革命的必然性。

東望雲天：哀悼劉進慶教授(陳映真)

10月26日，在北京旅次，輾轉傳來了所敬仰的劉進慶教授遽逝的消息，十分震悼。這是自2001年春，尊敬的戴國煇教授的逝去以來，台灣左翼統一派學界又一次痛徹心膺的悲傷和無法估計的損失。

時代呼喚著新的社會科學：一九九七年四月二十二日演講於中國社會科學院（陳映真）

今天，站在中國社會科學最高本部的講壇上，我既感到極大的惶恐，也感到極大的光榮。

感到極大的惶恐，是因為我主要地只從事一點文學創作，在社會科學領域，從來不曾接受過嚴格、專業的訓練，更不曾從事過具體的研究工作。今天我站在這裡，有資格的問題，有條件的問題，我深深感到不配，因此覺得特別惶恐。

「黎明的國度」說明(曾健民譯)

「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柢是你們的」－毛澤東

1966年8月在北京，紅衛兵開始攻擊北京市長彭真，從此，新中國進入了稱為「文化大革命」的激動革命時代。

關於日本「靖國神社參拜」問題(曾健民)

在日本，「靖國神社參拜」問題與「東京大審翻案」問題，同屬一九八○年代以來，戰後總結算大風潮中的歷史結算部分。簡單的說，它包含兩政治目的：

從皇民文學問題談陳映真與藤井省三的論戰——兼談要警覺日本右翼的文化尖兵(曾健民)

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九日，亦即日本無條件投降後不足一年的時間，且在台灣的日本人尚未全數遣返的時節，在日本東京澀谷區的日本警察竟開槍打死了數名滯留日本的台灣人；而且，當時代表盟軍佔領日本的美軍「國際法庭」，竟然判決殺人開槍的日本警察無罪，而受美軍拘押的台灣人，有三十四人卻被判二到三年的徒刑，這就是「澀谷慘案」。消息傳來，包括台灣的全中國人民悲憤萬分，這慘案打醒了還陶醉在抗日戰爭勝利美夢中的中國人，大大打擊了民族的尊嚴；剛脫離日本殖民統治復歸中國成為戰勝國國民的台灣人，更是群情激憤。上海的《大公報》社論，馬上以〈抗議日警槍殺我台胞〉為題，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