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一段城南舊事──林海音與她的抗日「屘叔」林炳文(邱士杰)

　　古都北京，是二十世紀初期許多拒絕日本殖民統治的台灣人奔慕而往的地方。有些人去得早，比方知名作家許地山（1893~1941，台南人）。馬關割台之後不久，年幼的許地山便隨著全家遷往大陸，後來於一九一七年前往北京念大學。在安平上船離台之前，他的母親做了兩件事，一是去豬圈看看那隻無緣登上「天公壇」獻祭的公豬；另一件事則是去關帝廟求籤，問台灣何時才會歸回中國，「簽詩回答她底大意說，中國是像一株枯楊，要等到它底根上再發新芽底時候才有希望。」因此，許地山的母親「深信著台灣若不歸還中國，她定是不能再見到家門底。但她永遠不瞭解枯樹上發新枝是指什麼，這謎到她去世時還在猜著。」（註一）

戰爭的限制──日本進步歷史學家田中正俊的戰爭體驗(邱士杰)

一、從電影《零戰燃燒》談起

　　一九八四年，一部名為《零戰燃燒》的電影在日本上映。八零年代上映的這部電影，是六七零年代日本攝製的幾種戰爭電影──如《聯合艦隊》、《日本海大海戰》──的延續，都是事實上的軍國主義電影。這些電影都在傳達某種日本戰史的「榮光」，同時也在傳達某種「如果當初沒有這樣那樣做（比方對美開戰），戰爭也許就不會失敗」的「遺憾」。然而《零戰燃燒》的情節鋪陳與先前的電影頗不相同。該電影以太平洋戰爭期間日本軍方的工程師、技術人員與軍人所共同發明的「零式戰鬥機」的技術史為線索，描繪了日本在二次大戰期間展開戰爭時所遭遇的限制，並從這種限制中去汲取同類型電影歷來想要傳達的那種「遺憾」。

重新省視「社會性質」範疇──以「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為方法的思考筆記(邱士杰)

一般回顧「社會性質」等三次論戰時，常常把某種歷史階段論圖式，視為當時論爭的問題意識的基礎（當然，當時也可能確實這樣）。這種圖式的邏輯是這樣的：由於社會主義社會是資本主義社會之後的階段，因此，只要論證當時的中國社會是資本主義社會，便可論證社會主義革命的有效性；反之，如果論證當時的中國社會不是資本主義社會，則可論證民主主義革命的必然性。

東望雲天：哀悼劉進慶教授(陳映真)

10月26日，在北京旅次，輾轉傳來了所敬仰的劉進慶教授遽逝的消息，十分震悼。這是自2001年春，尊敬的戴國煇教授的逝去以來，台灣左翼統一派學界又一次痛徹心膺的悲傷和無法估計的損失。

時代呼喚著新的社會科學：一九九七年四月二十二日演講於中國社會科學院（陳映真）

今天，站在中國社會科學最高本部的講壇上，我既感到極大的惶恐，也感到極大的光榮。

感到極大的惶恐，是因為我主要地只從事一點文學創作，在社會科學領域，從來不曾接受過嚴格、專業的訓練，更不曾從事過具體的研究工作。今天我站在這裡，有資格的問題，有條件的問題，我深深感到不配，因此覺得特別惶恐。

「黎明的國度」說明(曾健民譯)

「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柢是你們的」－毛澤東

1966年8月在北京，紅衛兵開始攻擊北京市長彭真，從此，新中國進入了稱為「文化大革命」的激動革命時代。

關於日本「靖國神社參拜」問題(曾健民)

在日本，「靖國神社參拜」問題與「東京大審翻案」問題，同屬一九八○年代以來，戰後總結算大風潮中的歷史結算部分。簡單的說，它包含兩政治目的：